【特約刊登】為城市當一個見證人 ——訪《隨身誌》編導莫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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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詠思

網址:https://aamacau.com/?p=106572

時間:2023年11月21日 17:17

「第十三屆足跡小劇場演書節」主題是「他方此處」,今年莫兆忠打著「城市漫遊劇場」(City Walk Theatre)的旗號,編導新作《隨身誌》(After Life),說城市是劇院,觀眾是角色,兩者之間甚麼關係?可以構成甚麼劇情?要從阿忠翻箱倒櫃的回憶之旅說起。

 如果說每人都有一個最喜歡的電影片單,日本電影《下一站,天國!》在阿忠心裡絕對榜上有名。這部戲於一九九九年在香港上映,當時電影曾出版小說,十多年後才翻譯成中文版。九十年代岩井俊二的《情書》紅了後,電影發行公司以相近手法大肆宣傳,海報上男女主角在雪地上的畫面,讓他以為是那些純愛戲碼。

 「豈料原來是另一件事,無論是題材還是拍攝手法都不一樣,但是當時最吸引我的,其實就是討論人怎樣去保留記憶。」

 保存記憶的媒介,真的有嗎?

莫兆忠強調:「我不是拍一個紀錄片,我也不是做一個紀錄劇場,它是一個很通俗的故事,由四個通俗的故事組合在一起。」

阿忠憶起,香港回歸前,出現很多「九七劇」和述說香港記憶的電影,而澳門正處於回歸前夕,大家都突然間對記憶這件事好像很有興趣。

 《下一站,天國!》講述人死後往天國之前,會在一個中途站彌留七日,他們需要在自己的人生裡選出一段最重要的回憶,天國的使者會將記憶翻拍成電影,讓亡靈在臨走前回顧自己最難忘的時刻。「他將所謂的陰間變成人類化,完全很平實的紀錄片式的處理。」

 以拍電影來保存回憶本身就有著向電影致敬的意味,可見是枝裕和對電影的熱愛,阿忠印象最深刻的是,導演很相信電影這件事,甚至奉為信仰。

 「他覺得電影可以做到一些很厲害的事,幫人類保留一些記憶的東西,當時作為一個熱血的年輕人就覺得很感人。」阿忠形容是枝裕和是個溫情洋溢的導演,但經歷那麼多年後,才發覺根本忘記了這部戲由他所拍,而自己也跟對方大庭相逕。

他自言不是個溫情洋溢的人,沒有像是枝裕和相信電影般相信劇場,更多的反而是半信半疑。「究竟劇場的能力有多強?甚至我會質疑,它能夠幫你保存記憶的可信度有多高?」

他既質疑又想試驗劇場的可能性。《隨身誌》就邀請觀眾成為劇院實習生,在六天內走進澳門不同的設施,作為一個見證者,協助亡者製作記憶。跟電影有所不同,他強調:「我不是拍一個紀錄片,我也不是做一個紀錄劇場,它是一個很通俗的故事,由四個通俗的故事組合在一起。」

《隨身誌》就邀請觀眾成為劇院實習生,在六天內走進澳門不同的設施,作為一個見證者,協助亡者製作記憶。

 亡者是誰?

「我覺得這個城市可能死過幾次,都是我的想像,甚至我還沒出生的時候已經死過,有些是我目睹的 ,但有些我沒有目睹。」

在天鴿、疫情和社會動蕩底下,阿忠看看世界,又回看澳門,總是有一種「這個城市是不是死了?」的疑惑。當他再次想起「after life」這個概念時,便萌生到一個城市死後能選一段記憶的話,他會選一段怎麼樣的記憶。「最後我選不到一段,在我的概念裡選到四段。如果這個城市死了四次的話,那意味著甚麼呢?浪漫一點說,是我寫給這個城市的情書,但其實不是,那是為城市寫一封遺書。」

阿忠指,《隨身誌》不是一個改編的故事,「我不會用電影或小說裡面出現的故事,我想寫一個關於澳門的故事。」他最初的想法是把戲放在一個巨大的設施裡,在一個空間內完成,如原著裡有一間廢棄了般的日本學校,可惜澳門沒有這些廢墟,反過來看「澳門」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設施,於是他將戲裡不同的工作人員、接觸亡者的人、收集亡者資料的地點分散在澳門四個不同的地點。

 四個地點有官方場地,也有民間空間。疫情過後,阿忠深信政府開辦的場地都不可信,不知道哪一天場地沒有了、變成核酸站或突然間關閉,他決定找一些民間的空間,「一來覺得民間的空間要自己走出來;二來就是,所有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上的時候,民間空間的獨立性和彈性,應該需要被看到。」他感嘆曾經歷過官方空間容許彈性,但那個時代已經遠去。

 用自己的軌跡編劇

四個地點被命名為「議、談、檔、映」,象徵著它備有不同功能,待觀眾揭曉。要怎樣前行,選擇甚麼時間和交通方式,則交由觀眾決定。阿忠覺得行走的過程更重要,因為人的生活軌跡就是一個劇本,如何從一個點到達另一個點,也可以構成一齣戲。

 他原本希望演出可以持久地做下去,至少兩星期,但因資源有限,只能壓縮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原因是,他認為這部戲不是付費進去用兩小時看完,然後獲得一個美感經驗,領悟了人生,便完結了。

 「那不是覺得我一次就能解決的事情,而是我在這兩個星期裡面,我去不同的地方,經歷了某一個人的故事,而那件事和我的生活很相似,好像我今天會去吃飯,還有去搭巴士,順便看到一個人的記憶,第二天上班後又會發生另一件事。」

 反過來說,觀眾不只是一個觀眾,他/她的身份同樣是個見證人,見證亡者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都和城市有關,某程度上也好像在見證城市的一些事情在發生。他們用一個很個人的方式去經歷,而不是仰賴導賞團的引路,彷彿導賞員說的就是宏觀的歷史或權威,不是的,他不想這樣。

 電影中的天國使者為亡者製造回憶片段,而這部劇裡面,劇院實習生製造的是一個想像。「沒有規定你如何去那裡,你如何去都會影響你認識這個故事,你是不是在編劇?在重構這個記憶?我想開放給觀眾重構一個故事的可能性。」

(內容由足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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