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專訪 | 《議事亭前地的媽媽》：偷渡潮，老一輩澳門人的隱藏記憶

他們是誰？

「當時因為一份新聞攝影功課，只是拍了幾張相。到幾年後我讀完書回來，他們還是坐在那裡，不是一、兩年，是好幾年，肯定有一個原因吧，為甚麼這班老人家會坐在那裡？他們到底是誰？」

為了一個在一般人心中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陳庭婷跟拍檔侯婕冒然走進這個邊緣群體尋找答案，歷經九年完成紀錄片長片《議事亭前地的媽媽》。除了片中的蘭姐、眉姨，她們側耳細聽這群在社會底層、無人會在乎的人，收集了眾多跨時代的生命故事——極度貧困、生存的迫切、含淚別離、險死還生的黑夜、社會底層的「黑民」生活、伴侶的背叛、與子女長年分隔註定的疏離，晚年的孤清和遺憾……

《議》由中國紀錄片名導周浩監製，陳庭婷坦言：「其實周浩老師說過，如果我們要再拍紀錄片，最好三十歲後再拍。他們的故事很多都不是那麼開心，甚至很痛，那時我們太年輕，要如何理解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娥羅納英的故事

穿越時間隧道，是一幕幕今日難以想像的荒誕劇，陳庭婷憶述：「其中一位媽媽，以前背著女兒在拱北賣茶葉蛋。冬天很冷，女兒的臉一直爆拆好不了，滲出血來，當時農村沒有物資。直至一位路過的澳門女士，好心給了她一枝娥羅納英軟膚，不到幾日女兒的臉就好了。她就想：『澳門一定是個好地方！』自此，她對這地方有很多想像，決心偷渡來澳門。有一次她游水上岸，狼狗從後追上來把她撲倒，咬去臀部一塊肉。就算這樣，她被抓回去關起來，她還是要繼續走，到第八次她終於成功。」

「有一位阿姨在內地曾經打過仗，一直很相信體制，直至這制度不再向她傾斜。她爸被人冤枉偷鴨蛋，家裡被大肆搜掠，她打死也不要再回去。」

「有一位叔叔交不出兒子的學費，覺得無地自容。臨離開鄉下前，與妻子相約一起做了結紮手術。」

 「他們不是想來澳門才來，那不是一個選擇。他們是有生存需要才偷渡。那一刻，他們無法顧及往後三十年會發生甚麼事。」經歷一次又一次生死，最令陳庭婷和侯婕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身旁老人述說那段驚心動魄的往事，竟是如此淡然。

命運的轉折   

從1978年至1994年間，約17萬名新移民抵達澳門，估計有75,000人非法入境^[1]João Paulo Meneses (2022)，變幻四十年。《商訊》2月特刊。 。條件稍好的有蛇頭安排坐艇引路，一窮二白的只能靠自己，拼上一條命。有人被邊防哨兵射中，子彈疤痕深陷在體內；有人被狼狗撲倒後，帶著滲血的傷口勞動改造；不知多少人連夜翻山越嶺，終被茫茫大海吞噬。即使僥倖上岸，他們也難擺脫無證者的命運，浮游在城市底層中像影子般的存在，成為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終日徨恐不安躲警察、被歧視更怕被檢舉的「黑民」，被迫扛上造成各種社會問題的「箭靶」。

偷渡，是上一代澳門人很少宣之於口的共同回憶，每個華人家庭的脈落多少都有認識的親朋曾經是「黑民」。在那艱困的年代，先來後著，沒有誰比誰輕賤。那種苦，人們心裡多少都明白。

1990年「三二九大赦」，澳葡政府在種種壓力下無預警宣佈特赦無證人士，數萬人聞風而至，漏夜湧到逸園狗場登記，最終26,838人獲發臨時逗留證(註二)。奇蹟的降臨，令這些父母夢想有天可以跟家人團聚，接他們到澳門，一起過甘苦但還算是穩定的生活。其時內地公安機關規定，這批新移民只可申請一名未滿14週歲的內地子女來澳定居，如果申請人在等候審批期間超過14週歲，便會喪失資格。這批在月台守候多年、最終只能看著火車遠去的人，就是「超齡子女」。

 

特區政府在2009年重申此規定不變，等於這道大閘已經緊緊關上。

擦身而過 

 「條片拍到一半時，我還以為爸媽也是九○年偷渡來的，」原先只是想探究這些新移民女性的生命軌迹，導演侯婕沒想到因此不經意翻開了自己的家族故事。

 「原來他們是來澳門旅遊，臨離開那朝早在營地街市食早餐，一個陌生人誤認我爸是救命恩人，在前一天澳督府清場時救過他，說有特赦，要他趕快搭的士到狗場簽名。當時我和哥哥年紀太細，媽媽捨不得我們，最後只有我爸簽名，我媽選擇回去。」

陰差陽錯，幸運之神的突然眷顧，令她和父母意外登上了那趟火車，留下哥哥一人在月台，其實她心裡並不好過，「最後是我來了澳門，我哥留在大陸，好像我獲得了好多，他失去好多，自小會有種內疚。」

因年紀小，父母最終選擇申請侯婕、而不是大七歲的哥哥到澳門，「理論上是申請兒子來的，但我哥當時已十幾歲，驚不知要等多長時間，只有一個名額，過了14歲就申請不到。」

這麼遠，那麼近，類近的經歷令侯婕對拍這部紀錄片有更多想法，「至少讓她們的二代有機會知道，這個家為何會被迫分隔異地。這些媽媽很辛苦來澳門貢獻一生，為家人做了很多，打幾份工，把所有錢寄回去。但她們與子女的關係並不好，子女長大了也會怪責她們，為何在童年最需要妳的時候不在身邊？聽到這些會很心痛！甚至子女也不明白，為何她們要日日上街？」

為何而戰？

這場機會渺茫、從未獲得澳門主流社會支持、甚至同情的請願運動，在一批白髮長者的驚人韌力下，竟默默延續了近二十年。即使鏡頭下的她們逐漸老去，有人無法再走動，有人離場留下空凳；即使時移勢易，示威、靜坐、遊行在澳門消失，至今這班「超齡子女」家長仍然鍥而不捨定期向特首辦遞信。

外界對這群體的冷眼和敵意，兩位導演在拍攝初期已感受得到。經過斷斷續續六年的追踪拍攝，一點點靠近、回溯幾位新移民女性的生命軌跡，受訪者與家人的情感關係，親子間難以言說的苦澀，她們漸漸找到那個並非表象所看到的答案。

「很多人說，為何她們不回大陸？起初我也會很混沌，但想想她們被狼狗咬幾次、差點被淹死也要過來，你現在叫她們回去？另一方面，她們心裡清楚，無論如何子女細時沒有在身邊照顧，到老了甩皮甩骨才回去，會變成孩子的負累，她們不想回去做『廢老』。」

「不是為了爭資源，她們從來沒有這想法。她們只是想到自己作為母親長期缺席，有沒有可能試試用自己的方法讓子女來到澳門跟她們一起生活。有時甚至我覺得，有些阿姨很想告訴大陸的子女：作為阿媽，我已經盡晒力！」

「我們不期望這部片會令人改觀，但希望每個人在評斷一件事之前有更多思考，想想為何會這樣，而不是僅僅用那些帶有仇恨的價值觀去看待跟你不一樣的人。」

註一： João Paulo Meneses (2022)，變幻四十年。《商訊》2月特刊。

註二：陳震宇(2020)，澳門非法移民合法化（1982-1990）的經過及後果。《行政》第三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