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聽小毅娓娓道來的故事。
那次我因被其他媒體搶先報道某新聞而懊悔不已。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她看我一副恨不得「切腹謝罪」的樣子，就跟我說她剛入行時也甩過新聞。
那時她還在《大眾報》，主要走靜態線，即除了突發甚麼都做，包括政府、立法會、社團。她說，初入行時「連議員都未認齊」，翻譯機不會用，稿也不會寫，就靠鬥志和毅力跟着，再模仿別人的寫法。有日，當時的老總跟她說，澳門日報和華僑報都報道了一則關於減消費稅的消息，但他們沒有，着她以後也要記得跟這些，不要只跟開會。
「我那才開始跟立法會，根本連聽大會也覺得辛苦。以前也不像現在。政府有法案就要放上網，是我們後來要求了很多年才做到的。那時沒有網，法案只是給議員的。華人議員知道了政府出了法案要減消費稅，跟他們（行家）說了說，他們就知道了消息，就寫了一條稿，不長，只是『有消息：減消費稅』。」
於是她第二天一早就去到立法會，想找當時的立法會主席，也就是宋玉生。秘書告訴她主席會晚點才回辦公室，她就在外面等着。「那時很寛鬆，立法會就在澳督府內，進去都不用證件，進去時就說『我是記者』就可以了。」到宋玉生回來後，她便「自報家門」，想要拿那份法案。「他很奇怪地望着我，然後說：不好意思，立法會從來沒規定要把法案給傳媒。」
那次，我們在公園內話當年。
但宋玉生最終給她行了一個方便。「他見我坐在那整個上午了，可能有點心軟。也很少才廿幾歲的「o靚妹」很嚴肅地問他要法案──連議員也不會看法案，一個中文記者問他要法案？」
「於是他說：這樣吧，你到會議室坐坐，我把法案給你看，你覺得哪些重要的就記低，今晚就可以寫稿了，也可以寫得很詳細了。」
「宋玉生真好，所以我很尊敬他。他還讓人斟水給我。」她說，自己那時還不懂寫法案的新聞，把法案還回去後，宋玉生又解答了她程序上的疑問。「嘩！那條稿我覺得是我自己一生人寫新聞中，我自己都覺得巴閉！寫得真係好！有曬程序，有曬法案內容，會減幾多percent，幾詳細呀！真係好嘢！自己都讚下自己先！」後來她連宋玉生家裡的電話也拿到手。「他說：有時夜晚你如果有甚麼問題就打給我吧。」
「所以甩了新聞不要緊，最重要是怎樣追回來。」說得眉飛色舞的她，眼中帶着一絲自豪。
當然，我知道她只是安慰我（並順道認一下叻）。後來我沒甩新聞時，她還是會「自動波」說起這故事（笑）。正如前輩程文早前在專欄寫道，「小毅挖新聞出名拼命，跨界人脈深厚，常有獨家消息」、「在酒會等場合，行家會盯着小毅和誰聊天，偷聽有沒有做訪問」。這樣的她，我猜，平生其實沒甩過多少新聞；最少，挖到的新聞絕對比甩的多。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很厲害，也很可愛。
有日，我終於約到她訪問，講講她的「威水史」。其實她呢喃了很久想要拒絕，我又哄了很久想要她答應，最後，她約了在區華利前地，就在舊法院前──那幢她曾經常出入，也曾奮力關注的建築。
我們在公園買了兩杯咖啡。坐下來後，她徐徐道來自己是如何愛上澳門。
她在石岐出生，成長於文革時期，曾任班長。文革結束後，還不到二十歲的她原打算聽家人建議先到澳門再到新加坡找親戚，但在澳門停留期間因迷路而遛遛躂躂，經過銅馬、路過西灣後，眼前美麗的海灣令她自此愛上澳門。「我就跟我媽說，我不想去新加坡了。我覺得這地方很舒服，很喜歡這個地方。」
決定留下來後，她開始打工。做記者前，她做過很多工作：曾在飯店洗碗，在小百貨店搬貨，在新馬路的百貨公司售貨；睡過貨倉、租過床位；學過簿記，又讀過英文。母親心痛她辛苦，想她去新加坡，但她還是「覺得澳門幾好」。後來簿記班的同學說有工程公司請文員，她於是又再轉職，「就甚麼都試試。」她憶述，工程公司的人很好，老闆還會和員工去峰景酒店吃大餐。「我第一次去，我簡直喜歡到！即使一個月才賺千零蚊，我之後都要在那裡飲咖啡！黃昏好靚！那時出面是海，在那裡飲咖啡，一直坐，然後晚上吃德國豬手！」
她說，喜歡背着背包遊歷世界。而除了流浪，最喜歡就是做記者。
每日，喜愛閱讀的她吸收着各種報刊雜誌、小說散文的養份，「人工都用來買雜誌。」有天，她看到《市民日報》編輯部請練習生，她說當時立即雙眼發光！「只在晚上工作！我白天做文員後又沒甚麼特別事，晚上去那裡不是不錯嗎？報紙！是我最喜歡的！」她說得興奮，但原來「編輯部練習生」的工作是清潔！我聽後大笑，她幽幽說道：「沒所謂，我是喜歡的。我真的做得很乾淨的！」
她續說，社長見她喜歡看報紙，「拖得地下又乾淨，連樓級都拖埋」，就打了標題，然後叫她抄多次，「其實是沒工作的。」她每日就把稿件拿去執字，送遞報館與其他行家之間的「駁稿」和「駁相」。後來，《華僑報》舉辦了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獎。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比較憂鬱的人。」她突然正式道，我噗嗤一笑，強忍地繼續聽着，她則自顧自地繼續說着，「我當時參加了比賽。」寫了甚麼？「用了春夏秋冬四季來描述我人生的心情，是散文。然後果然拿到獎！」甚麼獎？「優異獎，入不了前三名，是些安慰的東西。」
但《大眾報》的老總看到了新聞，發現獲獎的正是那個常來的送件人，就問她要了文章來看，之後更問她有沒有興趣做記者，邀她加入。人工是一千多元，「其實比文員時少一點。」但畢竟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她向《市民日報》辭職時，總經理也說其實希望她留下來做記者。「但我已答應了別人。牙齒要當金使。」
「沒所謂啦，所有事其實（上天）早已安排好。走下去便是。」她這樣總結道。
然後在《大眾報》工作了一段日子後，因為許多原因，她決定「裸辭」，然後與朋友坐火車遊歷大江南北。她還記得，哥哥給她買火車票，還很貼心地為她準備了兩包煙，說服務員收到煙後，有床位時就會告訴她們。「那些煙還要是外國煙。」臉上一副受寵愛的樣子。
她說，喜歡背着背包遊歷世界。而除了流浪，最喜歡就是做記者。
回澳後，她就開始在《華僑報》工作。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只是這些故事，再不能聽她親口說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