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嘩，呢張咩相嚟架？呢個係邊個？」
數年前的某一夜，我帶兩位拍紀錄片的朋友走入《華僑報》拍幾個報紙出版的鏡頭。因為《華僑報》的年代感，仿如走入時光機的我們都被迷住了，對於其中的一切都好奇，指手劃腳什麼也問一餐，當時的「接頭人」正是《華僑報》的資深記者小毅（我又稱她為「主席」）。那一晚我經過她辦工的書桌，上面堆滿了紙張和各種舊報紙，一叠又一叠，僅剩下中間幾方寸的空間，大概夠一張原稿紙平舖攤開。在還使用原稿紙的年代，年年又月月，字字的辛勞，形成了這個獨特的「奇景」。
而被掩埋在紙張之間的桌面玻璃下，壓了幾張相片，隱若可見其中一張：明哥！另一位，齊肩鬈髮的揚眉女子，身掛攝影機手上拿著筆，一身文青裝備十分搶眼。主席脫口而出：「呢個我嚟㗎！」聲音中透著一點得戚，就是她平時常有的語氣。原來八、九十年代時，她曾親身訪問過黃耀明。兩人那時應都同樣「出道」不久，有種目空一切的氣場，小小一張黑白相片，型格到位，「嘩！」除了讚嘆我已不知說什麼好。小毅也很喜歡這張看來隨意的相片，一直珍而重之地壓在工作的玻璃枱面下。
真是如風往事。在上一個世紀，小毅不只是對社會百態嬉笑怒罵的「憤青」，原來還是不折不扣的真．文青。她看很多小說，文學的流行的武俠的，很多報紙副刊，九十年代真文青日日追看的《信報》副刊、《明報》副刊和周刊、《號外》雜誌，她統統如數家珍，據說現在她家裡還收藏了好些，我想不到身邊有誰比她更擁戴、更投入。「文青」這個詞今天「貶值」了，變得好像只會打卡擺姿態，但那些年的文青是身體力行，更多地投入在知識的增值之中。
年輕時的小毅（右）和歌手黃耀明合照。
時間再倒退。小毅其實是我在法國唸完書回到澳門時認識的第一位記者朋友。當時我們的一位共同朋友詹纓，相約一起去越南。很多旅行的細節都忘了，最記得的倒是旅途中我倆不停的相互鬥嘴。那時大家都是年輕氣盛，常常爭持不休，為堅持己見拗到面紅耳綠。當中最主要的，是小毅常說自己不懂「藝術」，兩人嘴型唔啱難以「對話」。我倆當時爭持的其實沒有任何具體事例，純粹只是「意氣之爭」，相當意識形態，簡言之，為拗而拗，得啖笑。但這樣的鬥氣，其實沒有傷害任何我對她的印象，最多只是覺得此人太固執（其實我也一樣），但我心底已經明白和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人了，即使她還是不時調侃，但我知道那都是沒有惡意的──不止沒有惡意，甚至比起很多人都還要關注和為此抱不平。因為不久我開始做作品，也開始涉入一些事件當中。由雙年展的「黑箱作業」開始，小毅就一直寫著，每次都是她主動聯絡我。我心裡有時會閃過一絲這樣的懷疑：可能正因為當年與她的時常鬥嘴，成為了我的提醒，讓我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不能走到某一個方向去，也不能成為某一類人。
在街頭的《舞語錄》演出後，她打電話給我，說寫了篇「東西」，這應該是她第一次寫這類型的文章吧，又談到她在街上看演出的感受，聊了相當久，當然也夾雜著「我唔識藝術」的無限loop……但是這篇文章，應該是我收到唯一與這個演出相關的文字了，即使在今天看來，這都是一篇見解獨到的文章，這是因為她的思考，不是我的。
她寫：「在邁向九九年門檻的演進中，澳門都無可避免地與北京接觸，但我們的生活制度、意識型態，我們所習慣的一切卻與大陸的一套模式大相徑庭，溝通模樣是否你有你的革命樣板，我有我的不可改變的軌跡呢？」（〈看「舞．語．錄」的感覺──從這齣現代舞中你會讀出許多意念〉）
讀她的文字，你會知道這是一位用心看戲的觀眾，她會把眼前看到的馬上與自己的經驗對接，與世界對接，會自主思考那些沒有說出來的話，表層底下的內容，尤其因記者的工作訓練，使她敏感於一些其他觀眾沒有的角度。其實這正是之前我們討論過的，藝術並非只為某些特定人士而設，而她也終於不再跟我爭論，慢慢把自己的觀看形成一套方法。有些人會借用別人的角度、別人的方法，但她是從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是從日復一日的閱歷中，長年走在社會的最前線中，形成的觀看。
然後接下來，作品與作品，事情與事情，幾乎不間斷的發生，又碰碰撞撞地過去。對於那些大小文化糾紛，小毅從來沒有缺席，那個常說自己「識條鐵」的人，其實就是最關心這個城市文化動向的人，常說自己不懂得寫這類文章，但又是寫得最勤快、最頻繁的那個。
後來，她與朋友開始經營《論盡》媒體。她常來边度有書給我看報紙，那時還是在《訊報》的一版。不久之後，她開始搞網上的《論盡》媒體了，也開始準備每月規律的出版了，於是，她來邀我一起做藝文版面。我覺得自己真的十分走運，身邊常會出現比我良善和能力強大百倍的貴人，尤其當我生命陷入低潮，無法驅除的魔咒快將我吞噬之時，她的出現與拉一把，及時讓我的焦點與視野打開，看到事情的寛廣，學會懷抱希望。雖然我從來沒有對她這樣說過，但我心裡要說的，想說的，到最後，除了感激，還是感激。
我們於是有點「再續前緣」。除了藝文，有段時間我還兼任行政，更經常地碰面，討論和處理大小事務。她對於每次藝文想要做的專題，總是說好，總是支持，更少不了言語的鼓勵，或帶我們吃好東西。總之只要有主席，就沒有要擔心的事，好像天塌下來也有她撐著。
小毅在華僑報的書桌上，堆滿了紙張和舊報紙。
小毅在華僑報的書桌上，堆滿了紙張和舊報紙。
那些年我們也一起有了不同的外遊，如到廣州參加書墟、做講座，到香港、台灣做新書發佈會等等。無數共渡的時光，相片裡留下的，現在腦裡還依稀記得的，都是嬉戲般的時光，因為主席總會講很多話，總是說著笑著。在藝文這一區塊，是完全沒有壓力和難堪，責任都是自動波，即使追逐著死線，主席從來都只是信任和支持。那些情緒反而有時是我們給她的，她已經全部的時間都被我們榨乾榨淨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文字裡了，她每天就在這個城市走來走去，無論去做採訪，在這裡或那裡寫稿審稿，去醫院做治療，回論盡開會，這些年即使病中，每次她去哪裡都堅持自己走路，或坐巴士，絕少要人開車接送。
這麼多年來，我已經習慣她如空氣般的在場，或是以文字與我們同在，經歷所有起落與喜悲，習慣有時她會比我們更肉緊、更心痛，更不能「就這樣算」。好多時，世道不仁，我們都有點乏了，麻木了、呆滯了，她卻仍緊咬不放，或者比我們更出力地痛罵。當我們的共同好友陳渡去世時，小毅十分悲痛可惜。即使許多年過去，每當發生一些文化或環境爭議時，或面對荒謬現實絕境時，她總會說：「可惜陳渡不在，只有他才能寫這些。」每次聽到她這樣說時，雖然我沒有答話（也不知說什麼），但我的心總會抽痛一下。
是的，很痛，很可惜。而如今，我又要面對相同而加倍的心痛，面對再一個無法填補的失去。不只是因為我沒有了一個好朋友，一個好的工作伙伴，而是因為這個地方，從此沒了這個人。是因為愈來愈少人，會像她那樣關心，那樣肉緊，愈來愈少人，會像她在做這樣的事。
沒有了這樣的人，這裡會變得愈來愈安靜、無趣了嗎？可以肯定的是，這裡從此不再一樣，不再是相同的城。
近日翻看《土星座下》，第一篇即為悼文，是桑塔格哀悼她十分敬重的美國作家Paul Goodman。讀著令人不其然想到身邊已失逝的幾位朋友，那些此後再無法看到的著緊，聽到的堅持。
這一篇的最後一段，完全就像在訴說我心裡的失去：
「無論是否有他的書作伴，我身上都將帶著他留下的痕跡。我的哀傷亦無法止歇，只因他不再能在新書裡暢所欲言，只因從今以後，你我皆須踉蹌而行，相互扶持，學著說出真理，學著寫下我們心裡的詩，學著尊重彼此瘋狂與錯誤的權利，在再也看不到保羅的囂張咆哮，再也聽不見保羅耐心地反覆解說萬事萬物，再也碰觸不到保羅優美典範之後，學著培養我們的公民意識。」（〈On Paul Good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