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球場的姐姐們爭勝決心高漲，絕不欺場。
第一次遇見Gorre是在黑沙環公園的排球場，行過路過馬上被場內的熱烈氣氛吸引，當時她正在場邊默默計分。八八卦卦上前傾幾句，才知這天比賽是為了一位重病移工籌款。
「她以前在澳門工作，也是打排球的。」Gorre掏出手機，照片中的她被病魔啃食至形體消瘦，乳房的腫瘤已衝破皮膚，像一串葡萄。「她在澳門好多年了，幾年前發現有癌症才回去。她是一名單親母親，還有2個未成年兒子……」
突然爆發的一陣歡呼聲打斷了我們的對話，不到幾秒就變成「噓……」像大合唱，眾人很有默契地把食指豎在嘴前。「這裡太近住家，在黑沙可以盡情些。」Gorre說完轉頭就跑入場做裁判。
「我們下周有比賽，你會來嗎？」臨走前一班球員問。
「好，大概幾點？」我答道。
「朝八晚九。」
咦？！是我聽錯了嗎？
菲律賓姐姐的排球賽規模儼如小職業聯賽。
One Day League
菲律賓女排雖然在國際賽成績一般，但排球卻是風靡全國的國民運動，上至職業聯賽，下至沙灘、屋企後院隨時開波。在當地人眼中，落場不只是爭輸贏，老友聚頭更重要，一張網一個波足夠樂半天。
排球狂熱延伸至澳門，變成菲律賓社群的重要連結。只要不是雨天，幾乎每個周日在黑沙海灘或黑沙環公園的排球場，都會見到她們的身影。數十個群體組成類似排球聯盟，協調場地和比賽日程、輪流主辦賽事。其中，最具規模是慈善性質的一日聯賽(One Day League)，有時為偏鄉學校、被風災吹毀家園的同胞，更多是為病者籌款。
一日聯賽少則八隊、多則十二隊參加，難怪要打足成日。即使是迷你版，規格媲美職業聯賽，主辦方一點也不馬虎：穿著亮眼球衣的運動員會逐一持旗進場，賽完有獎座、獎牌、獎金，回饋贊助人的嘉許狀，超有儀式感。個人獎項亦多籮籮，除了MVP(最有價值球員) 、一傳、二傳、攔網手、扣球手、自由人、發球王，還有最佳教練、經理人、球衣設計獎，不會忘掉這些幕後功臣。
排球場也是互相陪伴的地方。
熱血排球媽媽
七月酷熱的陽光下，場內球來球往，飛撲扣殺，沙土飛揚，粉絲睇得興奮又肉緊；場外則是他們野餐、休息，互相陪伴的地方。參加慈善賽的球隊每次要交一千至七百元不等的報名費，出錢又出力，球員們樂此不疲。「這麼多人來除了想幫人，來排球場還可以暫時忘掉鄉愁和工作壓力。」Gorre說這也是她成立Triple M的原因。這天她又來到黑沙支援做球證，一日吹九場波。
除了成日「蒲」球場，Gorre天生一副好歌喉，也是一支樂隊的主唱。自小學起一直打排球的她，為了子女的未來四年前飄洋過海到澳門做家傭，也沒有捨棄最愛的排球，「但現在我不打了，因為左膝受過傷，我又肥咗好驚再受傷。」澳門的醫療費並不是移工能夠負擔，Gorre於是轉換角色成立Triple M籌辦賽事，近幾個月已辦了3場慈善賽，為重病需回國治療的移工或其家人籌募醫藥費。
除了真愛排球，Gorre本身也是一名樂隊主唱。
「150元（診金），一年最多報銷6次，這在澳門真的不夠。很多人沒有保險，病了惟有自己買藥食，一般感冒還可以，更嚴重就無法。」司線員Joy也是一名球賽組織者，她說醫療資源短缺是移工共同面對的困境，無論在澳門還是菲律賓。因此，大家都很願意互相幫忙。她的僱主已算不錯，除了勞工保險，幫她在澳門加購一點醫療保險。
「你們一年平均有幾場賽事是為病人籌款？五次？」
「我沒有仔細算過，遠遠不止這數。」
雖然菲律賓官方要求移工必須投保才能取得出國打工的簽證，但這並非專門的醫療保險，主要確保萬一移工不幸死亡、傷殘或重病可送回國，避免滯留當地。其他類似澳門社保的制度或國營醫療保險，均難以應付危疾病人回國後的手術費及長期藥物開支。
「另一個難處是，有時家人不明白為何你出國打工回來會沒錢。以為她們在澳門過得很好，其實都是報喜不報憂，就算有錢大部分已每月寄回家。」澳門進步家傭工會 (PLUDW) 負責人Jassy說。
短暫的重聚
相對菲律賓和越南，印尼不承認澳門是勞動力輸出的直接目的地，沒有強制性保險下，移工的保障更單薄。印尼移工工會(IMWU)負責人Yosa說，光是今年上半年，已有4名澳門移工因病過身，有人趕得及回國與家人共處最後時光，有一位走不了，無錢送回家鄉安葬。
Yosa一名好友也在去年被病魔帶走，同樣是乳癌。「她咳了幾個月也沒看醫生，後來拉著她去山頂醫院，癌細胞已入肺，第四期。老闆好好，幫她付了九千幾檢查費。當時還有疫情，老闆也讓我們過去照顧，幫她做快測。她回去一個月就走了。」
另一名家傭腳痛了2個月，突然無法走路，確診骨癌。原本僱主也挽留她在澳門醫治，並願意付治療費，但她最後還是婉拒了。「佢覺得唔好意思，自己已經做唔到嘢，不如返去啦。」Yosa感嘆，這名移工的兒子才剛來澳工作一個月，沒想到這麼快天人永隔。
臥虎藏龍，不少姐姐是排球員科班出身。
隱形殺手
三年疫情殺人一個措手不及，平日移工還可趁假期回國做體檢或進一步診斷，但閉關三年，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Yosa憶述，當時要緊急回國更是雪上加霜。「只能從香港坐飛機回去，不用隔離，但機票漲到單程5千，有些僱主只願意付一半。」難題每天都多，沒太多時間嘆息。跟其他移工社群一樣，印尼團體向心力強，經常為有困難的同鄉籌款。幾個月前為病者緊急募集舊輪椅，依靠強大的網絡Yosa不到半天就找到三張。
Yosa說捐血才發現自己有高血壓。
中風、癌症、婦科病是家傭的三大殺手，4、50歲是高發年齡。Yosa說自己也是捐血才發現有高血壓，於是買了血壓計和體重磅，跟工會成員一有空就到三盞燈為姐妹量量，及早勸她們看醫生。「越南姐姐見到問我們借，後來她們也買了帶去三盞燈。」Yosa笑說。
長期為明愛主持移工健康講座的林翊全醫生，三粒鐘全程中英雙語切換，不斷叮嚀及早檢查及早治療的重要性。「之前有位病人皮膚和眼白發黃，她沒有錢驗血，後來與僱主溝通，幫她做了檢查發現黃疸指數偏高，後來證實是癌症。」他感嘆類似延誤求醫的個案不是少數。
「很多慢性病都要長期食藥，見過太多個案因為錢無去醫，作為醫生很難過。我明明睇得出問題，但差少少解決不了。例如甲狀腺問題，藥不算太貴，兩、三百元一個月，每日食一粒或半粒藥就可以幫到她們。」林醫生希望將來家傭也能有醫療保障，他的診所亦先行一步，是澳門少數有移工優惠的私人醫療機構之一。
講座後林醫生為移工提供簡單問診。
目前，澳門《勞動關係法》只要求僱主為僱員購買勞工意外保險。雖然部分僱主也願意為家傭加購醫保，但並不普遍。
來澳工作十三年的Yosa自言相當幸運，與僱主一家親如家人，每每有病痛僱主都讓她不用擔心錢儘快求醫，「以前因為經常抱小孩得了坐骨神經痛，在澳門睇一次理療，拔罐、針疚、推拿甚麼的，一次500元，7次就要3500元。如果要我自己負擔，真的不敢想像。」她亦對澳門公共醫療體系十分讚賞，藥費和診金比市面便宜很多，但前提是你要有時間等：「在衛生中心、山頂要等好幾個鐘，有些僱主不喜歡，她們看到這樣很可能就不敢去睇，拖得一日得一日。」
醫療友善措施
長遠而言，Yosa最希望能在澳門找到適合移工購買的醫療保險，讓她們能夠安心及時求醫。「如果可以月供，每月供二百幾，還是可以負擔。我們無法一次過拿一大筆錢出來，連山頂醫院的藥單也無法一次過付清，有時可能要分開兩次攞藥。」更重要是，移工們最擔心工作穩定性，不知會否隨時被解僱，離境後就甚麼保障也沒有了。相較個人，企業或社團法人集體投保的條件更優惠也能量身訂造滿足一些需求。但澳門法例規定社團登記必須持有本地居民身份證，即使澳門的移工群體數量並不少，但要跨過這個門檻、搬走這塊擱在自救之路前的大石並不容易。
迎雁軒服務主任陳詩茵。
「曾經有一個個案，僱主在她送醫途中打電話剪掉藍咭。即是說當救護車到達醫院，她已經喪失了外僱的身份、政府的醫療優惠，要像遊客俾足200%醫藥費」，明愛迎雁軒服務主任陳詩茵無奈說，雖然這樣極端的情況很少，但令人心痛的個案一宗也嫌多，讓有需要的人獲得醫療救助是基本人權。相對而言，新加坡、台灣等地除了最低工資保障，還有醫保制度，這對移工選擇工作目的地有一定吸引力。
為了應對移工在澳門的醫療困境，明雁軒早年購置了一部身體成份監測儀，讓移工免費檢查肌肉量、內臟脂肪。近年又會辦「健康關注日」推廣活動，鼓勵移工做健康追踪檢測，一旦發現血壓等指標有異常會勸他們求醫、也會提供社工陪診的服務，解決語言溝通等難題。
歸根結底，陳詩茵坦言最大的難題還是錢，一些醫療行政上的改善措施也會有大幫助。儘管山頂醫院和衛生中心價格相對廉宜，但事前收費並不透明，往往會令經濟沒有餘裕的移工卻步，「本地人睇醫生也是最後一刻才知要俾幾錢。他們心中無底，不知做這些檢查要花多少。如果有一個預算，他們會更放心求診。」另外，迎雁軒也會替移工撰寫陳情信，向山頂醫院申請分期支付手術費，類似的友善措施值得推廣到其他層面。
球場上的姐姐個個拼勁十足，享受比賽。
舉行排球慈善賽期間，正值Gorre一對子女和媽媽來澳門渡假，疫情三年後他們終於可以重聚。即使這麼寶貴的時光，Gorre也沒有覺得只有自己過得好便算，依然擠出時間操辦球賽大小事務。球賽翌日，她便把匯款單明細放上網，另外還附有一張相片。照片中，那位患病的女士依然瘦弱，但在兩名兒子燦爛的笑容相伴下、手捧小花束的她幸福的微笑著，透過鏡頭傳達她的無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