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發找最愛 — 讀陳慧《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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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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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3年05月30日 21:21

這十多年的香港發生了什麼?相信很多事情早已烙印在人們的心裡面。

即使如此,在閱讀陳慧的小說《弟弟》時,還是有許多部份讓我心情起伏顫動,就像再一次重回那些曾經的新聞和現場,然後禁不住毛管戙:啊,原來我從未定睛凝視,這些深如黑洞的傷口,痛徹心​​扉的無聲吶喊。

譚可意與譚可樂是兩姊弟,《弟弟》中的主人翁,他們年齡相差十二載,自小感情親密無間,使他們如此緊密相連的不止血緣,還有這十多廿年無比動盪的香港伴著他們相依成長,他們的童年、青春、戀愛、工作,所有的信念與失落,全都與這個城市一起捲進各種波瀾起伏之中,他們無處閃躲,也無意閃躲。

各種「家」的意象,貫穿整篇小說。那就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所,不論是具象的還是象徵的,即使遠走他方,也只是因為「家」的不再與不在。無論是存在還是消失,「家」,都總在每個人物的靈魂裡。

 書的前半段,他們的童年,因祖父母的逝去,老房子被大人變賣和捨棄,「家」的注定失落和改變早已悄悄降臨。小孩的他們無力挽回,卻已埋下失望和憤怒的種子,懂得以小小的力量抵抗記憶被改寫的命運。這彷彿已預示了他們日後的人生,這樣的事情將一再出現,個人的與城市的「家」,一再被分離、被搗毀、被改變,而他們的失望與憤怒也將不斷膨脹滋長。即使到了小說的最後,成家與不成家,是個人命運得以重新掌控還是只能付之流水,也埋下了伏線,堵在了讀者的心口。

小說與這十多年的香港大事並行發展,讓人在其中重溫那些很難忘記的歷史時刻,也巧妙串連起各種時代細節,讓人有莫名親切的現場感。

2003年,可意中五會考,那年「最深刻的事情是所有考生戴著口罩答試題」,那年的SARS使「香港有著驚慄片的況味」。

2006年12月15日,在天星碼頭靜坐的可意,不屑那時開始流行的用語「集體回憶」,她堅持「我的回憶就是我的,誰也不能搶走佔有」,然後卻看到男友與別的女孩也在群眾之中,隔日在電視中看見碼頭鐘樓被粗暴地攔腰鋸下,運動的挫敗與被男友背叛的哀傷同時把她淹沒, 青春正盛的她把怒氣化成潑在男友身上的水,他「永遠不會明白虧欠我的是什麼」,虧欠不止來自愛情,同時也是曾經的熱情與信念,都被叛離了。

2012年的夏天,剛踏入社會工作的可意陪著14歲的弟弟走在遊行的人群中,那是學民思潮發起的反國教行動。8月,穿著校服的可樂留守公民廣場,可意看到「陸續仍有很多穿著校服的中學生趕來,額角都是汗」。人群中,可樂與可意男友麥可討論的是《進擊的巨人》,啊,我才記起,原來這部漫畫那時就已開始連載。

那年10月,可意決定以後都不再在維港兩岸看煙花,因為那年發生了南丫船難,死了39人,但家人偏要約在灣仔海傍的酒店吃年夜飯以便邊吃邊觀賞煙花,這樣的世代價值觀分歧早已種下。而兩姊弟對於社會事務,也自然地涉入愈深。書中從來沒有提及任何政治理念或大道理,一切就是自然而然,這是大部份響往著更公平自由合理生活的人們,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

「我站在外圍遠遠看了他好一會,他現在就是大人的模樣,我想,不會再有人會因為他是中學生而手下留情。一股悲傷洶湧而至。⋯⋯終於看到我了,他朝我高興地揮手,他的笑容,我永遠記得;如此燦爛,如此真誠。

– 可樂,你絕對值得生活在更好的地方;你理應得到你渴望與等待的未來。」

「本來都是無比平凡的人,開始的時候,可能他們自己也不察覺,所抱持的,無非只是對周遭、對自己的生活,最尋常的信任、守護與希冀;沒有名堂,沒有藉口⋯⋯」

 2014年9月28日,可樂奔走在政府總部外的街頭。下午警方對示威者射出了催淚彈,他越過圍欄時扭傷了足踝,可意到現場拉走不願走的可樂; 那年9月,大專及中學生開始罷課集會,後來發展成佔領中環,然後,雨傘運動。之後的每一天,可樂、可意還有麥可,都在現場。「這真是一段奇異的時光,失望的同時竟也充滿了希望。」這數個月在「夏慤村」的日子,成了主角們青春的見證。「那不是夢,那是無數人與她一起親身經歷的。」

即使之後運動被粗暴終止,人們四散,挫敗感淹沒每一個人。

「妳可以看待這一切如燦爛煙花,一場如霧的夢;然後妳下定決心,將經歷過的貶抑看輕,與過去切斷。或,讓發生的種種,包括失望、挫折與痛,流入生命之中,成為骨與血,在日常生活中如影隨形;妳或許能夠因此沉靜下來,默默持守,深耕細作。這一切的前提在於,妳清楚知道這並非誰加諸妳身上的威迫與意願,那是妳個人的選擇。」

這是痛徹心扉後的徹悟,陳慧藉可意之口所說的,也是對無數陷入低潮中的人的勉勵,主角們也隨之踏入人生的不同轉變。

2016年過年時,旺角街頭,可樂與警方對峙。然後他參與了那一年立法會選舉的助選工作,那年9月城市迎來最年輕的立法議員,但後來這些高票當選的議員又全部被DQ。「直至多年之後,你才會明白,原來只要繼續去做對的事情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為別人的謬誤負責任;更不需要浪費你的生命去證明。」姐姐可意看著經歷著這連串打擊之下的弟弟,心裡為他默禱。「青春就是傾盡全力去證明自己的對。」

 《弟弟》是陳慧寫於雨傘運動後的小說,人物經歷與香港大事同步發展,即使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結局」是怎樣,仍是看得人揪心又緊張。這兩姊弟的故事其實毫無特別,他們所經歷的,相信也與不少人相仿,包括她們與上一代的關係轉變,其實早已隨社會發展、價值觀的轉變而開始,直至這些社會運動的出現才使問題浮上枱面。陳慧簡單幾個句子,已經道出世代之間再難以相互理解與愈加明顯的裂縫。

「我和可樂經歷的,是媽媽無法明白的。對,她跟我生活在相同的城市,但因為彼此關注的事物不一樣,於是,就彷彿有兩個內容很不一樣,平行的,香港。⋯⋯當我們疲累地回到家裡,我們已經不再是當天較早時段,準備出門到街上去的那一個人。在那樣的時空裡,我們的媽媽,就好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這外星怪物如今以另一個銀河系的視點與標準讓我知道,我們一直以為是對的事情,在她的眼中,竟是無比危險與可怕⋯⋯」

 「我開始隱約明白,所謂,兩代之間。是的,可樂就是要做些上一代人不會做的事情,如果年輕的生命只能走成年人走過的路,重複去做他們做過的事情,這世界就真的徹底絕望了。」

 在小說的最後幾章,充斥著無法驅散的無力感,那巨大的「黑洞」—— 連串群眾運動失敗後的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瀰漫著所有人,包括這兩姊弟。可意對決心離開香港的好友阿草說,「你是厭世,不是厭棄這小城」。這是無數人的心情寫照。在面對極度荒謬的現實時,個人只能任由無力感吞噬。可樂得了燥鬱症,通霄無法入眠的他會獨自在海傍不斷來回疾走,只為把身上積鬱的怨氣和怒氣散發,好在日間裝回一個正常人,這樣看似荒謬的舉動,相信不會只發生在可樂身上,只是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而已。

 不知從何時開始,當我們已習慣把荒謬看作日常,漸漸懂得以不同方式壓制或收藏胸中抑鬱,這些或者只是早被視作平常,罷了?

 我們是否已經對人和城市失去耐性?我們討厭問題總在一直重複而一切總是徒勞無功?在沒有出路也沒有改變的現實裡,我們如何面對每一天?如何面對已經失去存在動力的自己?如何面對排山倒海的挫敗感?在心碎絕望的時候,是不是也曾想過要啟動⋯⋯「退場機制」?這些都是書中提到的,也可能是曾在你我心中徘徊過的思緒。

城市死去了。連帶人們的希望也一同死去。在小說中,這也連結了至親的死亡。即使是早已失去了認同的血肉相連的至親,這樣的死亡就好像是把最後相連的臍帶,也切斷了一樣。

「原來我是愛他的。我沒能力讓他回到我最初愛他的模樣。」

對一個地方的愛也是如此吧,即使已經完全走了樣,即使曾經傷害過自己千百次,即使斷然說了要離得愈遠愈好,但心底裡,還是渴望會有一天,所愛的能回復我們「最初愛他的模樣」。只是那樣的愛,也會因為終不可得而一再失落。

至親與城市,即使那是已經不再能理解自己的對象,兩個主宰著個人命運的載體同時失去,一時就像失落了所有依靠。陳慧寫可樂,像被丟失了的孩子一樣,茫然地哭著。看到這裡,稍有不忿,因為我不禁想像,如果可意能成功挽回,如果可樂能「坦率而活」過那些「關鍵的每一天」,他們一定會來到2019。如果可以順利活到2019,個人的無力感將迎來巨大的衝擊,即使已經知道結局,但那仍會是對每個人都不一樣的展開。

我不知道陳慧會不會把故事續寫下去,但我已在想像無數的可意和可樂,今天仍毫不閃躲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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