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光點影院外的《悲情城市》展區。
看到《悲情城市》終於在澳門上映了，作為一部劃時代之作，這電影讓此刻身處大歷史的我們，有機會回看半個多世紀前的另一段大歷史，看到在那巨大陰影下的城市，人們是如何活著。
自去年底開始，《悲情城市》4K修復版即將上映的宣傳便開始鋪天蓋地在台灣各處出現。網路上由設計師陳世川重新打造的幾款電影海報率先掀起搶購熱潮，劇本集和經典劇照集陸續重版出來，攻佔了書店、藝文空間。華山的光點電影館外架起了臨時展區，展出《悲情城市》的經典劇照和電影Trailer ，還復刻了梁朝偉片中的照相館，在林文清與吳寬美曾拍過全家福的位置擺上椅子，讓人們一同合照。
觀眾可以在林文清與吳寬美曾拍過全家福的位置合照。
今次重映其中的宣傳文案是：「沒有陰影，只有驕傲」。在距離電影首映三十四年後的今天，在經歷了接近四十年的黑暗時期之後，在終於走過威權時代、今天的台灣看到這兩句宣傳語，確是使人感慨。
但其實這兩句文案並非因為今次重映而新創作出來的，而是早在1989 年9月6日，當《悲情城市》前往威尼斯影展參賽時，當天在《中國時報》刊出了半版廣告，這兩句就是當時的文案。據說是當時因為擔心電影如果沒有得獎，就有可能會被政府禁播，所以才策略性地刊出這樣的廣告來為電影爭取聲勢[1]。
台灣雖然在1987年7月15日宣佈了解嚴，表面上是結束了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時期，但其實《懲治叛亂條例》以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仍未被廢除，當局仍然能使用來鎮壓持不同政見者，《悲情城市》就是在當時仍然緊張的政治氛圍中完成的電影。直到1991年5月，由於台灣法務部調查局企圖進入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拘捕一名歷史研究生，引發上千名大學生和教授發起罷課和靜坐，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最後這條在白色恐怖時期用以迫害無數政治犯的《懲治叛亂條例》，才得以在5月22日經立法院通過而廢止。
當年的廣告文案，如今重現在修復版的電影預告開首，一點也不違和，反而充滿著時代的洞察力，就像電影一樣，不止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同時更是有力見證。
以往不曾有機會在電影院觀賞，這次特意選了有超巨型銀幕的影院來觀賞，效果完全沒法比，終於體會到這部電影的威力，除了來自歷史的厚度與其衝擊力，就是來自美。
華山光點影院外的《悲情城市》展區。
整部電影，沒有一個鏡頭、一個畫面是不美的。不止攝影與畫面構圖，就連服裝造型、場景建設，演員的演出更是優雅內斂，如梁朝偉和辛樹芬充滿自然本色的演出，美到不得了。
一開場那迷霧中的山城，陰霾滿天的基隆海港，已經美得震懾。整部電影，既恢宏龐大又十分幽微簡約，連敍事都是美學意識先行。古老破落與沉鬱的城市、不同背景與階層人物的反抗與壓迫、個人在大歷史中飄搖、無法主宰的命運。在這些龐大的敍事主題之下，對應的是美學觀念中的「微」、「間」、「秘」、「素」，灌注於影像當中，使歷史敍事不落俗套。像樹林中幫派報復、互相廝殺的一組長鏡頭，只遠遠見到兩幫人在明暗不定的樹叢中身影若隱若現，或有嘶吼之聲但看不到人，整部電影就是這樣充滿陰翳不張的氛圍，那些停頓與留白的餘韻，都恰到好處。
以前一頭霧水的地方，在接觸了一點台灣史後終於看懂了，明白影片是如何精妙地包覆著真實歷史細節。「二二八」只是其一，還有「鹿窟滅村事件」。這是為什麼文清自監獄回來，對避居鄉間的友人寛榮（寛美的哥哥）如此焦燥地寫字表示他也想留下來，並示意從此之後，他要為死去的朋友而活。為什麼寛榮因逃避當局追捕而躲在遠離人煙的鄉間，但在那裡仍然教村民讀書寫字，然後把妹妹寛美托附給文清，這些都是鹿窟滅村事件的背景與因由。
1952年12月28日，在查知該處窩藏了不少左翼知識份子後，國民政府認定這裡是中共武裝基地，便動員了一萬多軍警圍勦鹿窟村，許多無辜的農民與礦工因此被捕或被當場擊斃，特務們更將案子做大，使得許多有著親屬關係的人員都一併被羅織入罪。這也是後來文清收到村民秘密稍來的信件，知道鹿窟被滅村，寛榮被捕（或被殺害）後，他知道遲早會輪到自己，因此開始為被捕而「做準備」。
華山光點影院外的《悲情城市》展區。
「鹿窟事件」導致41人遭槍決，百餘人遭判刑，還有19名未成年的少年男女被捕後直接送到國民黨高官家中當工人，受牽連民眾達千餘人，是戰後台灣最大的一起白色恐怖案件。然而，由於缺乏記錄，這事件並不那麼為人所知，直至1998年才有第一份有關的完整調查，到了2020年台灣國史館才出版了較為完整的鹿窟事件史料彙編。然而，侯孝賢早在1989年便已把這慘烈的政治事件記錄在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了。
在還未能公開談論之時，五十年代台灣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對很多人來說仍如迷霧一般，侯孝賢用了好多細節呈現在那種形勢的當下人們的生活，其中電影中的音樂是最為精妙的安排。在妓院、酒樓與家族中出現多種不同的曲詞唱腔，全部有其所指，各有意態。在家族中出現的布袋戲和台語歌，對應的是台灣本島日常的庶民生活，也帶出台語文化對本島人的重要性，正如李天祿也是家族中最備受尊重的長輩。在幫派聚會時歌妓唱的是京劇，可見當時有上海幫派在台灣而且握有一定勢力。左翼知識份子們在酒樓中聚會時所唱的是中國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他們在日本投降後高歌，表現出台灣雖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但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日苦難並非無知無感，他們甚至主動向中國來的記者打聽情況，那慷慨高歌的一幕，流露出他們情感上較傾向於認同當時進步的左翼思想，對國民黨沒有好感也沒有信心，而這種心態亦為之後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伏線，造成後來大規模展開的知識份子被整治和迫害的政治高壓。
還有梁朝偉（文清）在監獄中一幕，當有囚友被點名而離開時，囚友自知此去兇多吉少，邊穿上衣服邊唱著的是〈幌馬車之歌〉。此歌原為日本戰時的流行歌謠，述說遠行者思念家鄉，同時向友人惜別的悲傷心情，不止為那個時代台灣青年所熟悉的流行歌曲，相信導演選用此歌曲還有另一層意義，是因為當時另一位政治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在前往馬場町行刑時，就是唱著此曲。侯孝賢在這裡把它作為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之歌，也是向鍾浩東一代的受難者致意。有關鍾浩東與妻子蔣碧玉的事蹟，也被侯孝賢拍進另一部電影《好男好女》之中。
「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陳松勇的一句台詞與梁朝偉的台語：「我，台灣人」，為全劇點睛，把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入主後大開殺界的本土台灣人的無奈與傷痛心情，說得透徹，也點出本土認同在危難當中奮力維持的底氣。
《悲情城市》絕美電影海報「遙望」。圖片來源／牽猴子電影粉絲俱樂部
歷史是沉重的，也是複雜的，但並非不能述說。導演把沉重而重要的訊息，化作畫面中無數細節，使整部電影豐富無比，也讓人們從影像中重構歷史，再自行梳理解讀。在充滿陰影的年代，能有這樣的電影，的確使人驕傲。
[1] 摘自《釀電影》中專訪：〈《悲情城市》的魔幻時刻──專訪國片重映推手褚明仁〉（2023/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