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自二〇〇五年申遺成功後,部分公眾對於文物保育的意識已顯著提高,然而,澳門土地資源有限,文物保育時常與城市發展產生矛盾,社會上仍有部分人對於為何而保育感到不解,覺得文物保育就是浪費經濟發展,大拆大建的城市發展模式才是「硬道理」。然而,文物保育除了無形的文化價值之外,難道就沒有經濟效益了嗎?
城市規劃師、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林翊捷表示,每個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的性格,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值得紀念的事,值得紀念的建築物,甚至有些地方明明本身沒有,但都故意豎立起雕像或紀念碑從而營造一種認同,城市空間就是塑造一個族群的「性格」,這對於人們產生地方認同以及社會團結好有幫助。
而且文物保育能夠為建築衍生出附加價值,亦即是「有佢值錢的地方,否則,為何議事亭前地的舖位會值錢?因為佢係特色建築群,能夠吸引到遊客。」林翊捷說,文物保育其實是可以更有利城市發展,尤其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保育文物可以將其變成旅遊元素,直接助益經濟發展,但澳門整體社會似乎仍未能意識到當中的經濟效益,清拆重建的僵化思維更令不少特色建築「白白犧牲」,他婉惜道︰「其實拆曬舊建築得到的新增樓地板面積唔係想像中咁多,咁又何必呢?」
發展不一定就是硬道理
每當文物保育和城市發展出現矛盾時,總會有部分人跳出來將「發展才是硬道理」掛在嘴邊,用來反對文物保育。林翊捷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口號是出自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最急切需要處理的是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否則是要餓死人的,因此,發展當然是硬道理。
然而,澳門的發展階段與祖國不同,「我哋依家唔係起少棟樓,大家就無工開,起少間鋼鐵廠就有幾多萬工人失業。澳門經過一段經濟成長之後,現時澳門人知識水平和見識有顯著提升,其實會去追求一啲比物質生活高層次的需求,例如地方的認同感,集體回憶,情懷等等。再攞發『發展才是硬道理』作為口號,呢個係將八、九十年代中國農民工個種意識套入澳門,其實係幾荒謬。」
民間保育意識
比政府政策措施快很多
林翊捷指出,從二〇〇五年「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之後,民間的保育意識明顯增強了很多,而政府亦在文物保護上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制訂《文化遺產保護法》(下稱文遺法),以及一系列的相關規定出台,還有其他法律亦都直接或間接地支援文物保護。然而,社會仍不時出現文物保育的爭議,而政府的不少決定亦令市民相當失望。林翊捷認為,這反映民間的保育意識腳步比政府的政策措施要快,「而且快得相當多」,因此,公眾會出現期望落差,即使《文遺法》出台後,爭議仍然是無法避免。
他指出,現時受《文遺法》保護的建築就無需爭議,保育的戰線主要是拉到去《文遺法》保護措施的邊緣上。現時經常爭拗就是這個建築既不是文物,又不是位於緩衝區,為何要採取保育措施限制發展?「係咪文物啊?唔係文物咪拆囉!但其實唔係文物都可以保留一部分,這可能更有利業權人的發展。」
大拆卻不能大建
白白犧牲特色建築
林翊捷指出,澳門文物多數都在舊城區,裡面的地塊小,而且道路狹窄,即使將舊建築全部拆卸,亦有很多有種種制約,「佢又起唔高,地塊又細,其實做唔到啲乜嘢」,在舊城區「大拆」之後做不到「大建」,但在這種大拆大建的僵化思維之下,澳門有不少特色建築已經「白白犧牲」。他說︰「其實拆曬啲舊建築得到的新增樓地板面積唔係想像中咁多,咁又何必呢?」而且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需要很多新的景點,保護一幢舊建築,其實就是多了一項法定文物,亦即多了一個新景點向遊客訴說澳門的故事,從而增加澳門的吸引力。
然而,澳門就是很少有人意識到特色建築的價值和效益所在。「為何議事亭前地的舖位會值錢?因為佢係特色建築群,能夠吸引到遊客。試想下,如果議事亭前地兩排屋都只係普通唐樓,好似新橋區咁樣,將郵政局和市政署都拆曬,重建成現代建築,咁點會有人鍾意去個個地方呢?」林翊捷說,舊建築能夠列為文物,其實可以衍生出附加價值,但澳門社會仍未能跳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迷思。
只保建築外殼 無視周邊氛圍
林翊捷表示,特區政府保護文物本體的工作做得還可以,但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不到保護文物周邊的環境,「周圍的環境變遷得好犀利,佢(政府)保育咗個建築本身,但保育唔到個環境,個氛圍破壞得好犀利,呢個我覺得係好可惜。」而政府協調的結果往往就是「唔係好協調」,只是將一些古典元素生搬硬湊地套入建築物,結果就文物建築與周邊環境顯得格格不入。由於沒有具體的城市設計指引,因此令不少建築師感到頭痛,不知道要怎麼的建築設計才能通過當局的審批,「咁佢哋(建築師)就傾向啲點樣過到關就點樣畫則,隔離咁樣都過到關,咁咪照抄照畫囉。」
林翊捷認為,澳門的文物保育工作急需要一些城市設計指引,例如在舊城區裡,要做到與傳統建築互相協調,應該要有設計指引,不應該任由審批部門的喜好去決定,「例如個窗應該開幾大,中國款式應該點樣,西式款又應該點樣,唔應該亂咁嚟。涉及到立面、窗、門等等的設計,亦要有一些標準設計樣式供業主或建築師參考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