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維多利亞州州長Daniel Andrews剛在十月七日宣佈疫情大流行聲明（Pandemic Declaration），十月十三日起維州將正式宣告大流行結束，這代表了維州將鬆綁所有疫情隔離措施，新冠檢測呈陽性的居民將不再需要上報結果。政府將防控工作集中在掌握社區中高危群體個案並給予其護理。
在澳洲，防疫政策不單純是政府主導，它還涉及不同持份者的選擇，反映了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不同政治取向的角力。因此，澳洲的防疫政策持續在社區中引起爭議是不足為奇的。疫情爆發以來，部份人不時反映對防控政策的不安，當中有左翼黨派指責新自由主義的追求使社會不太可能為大流行疾病做好計劃，並且更容易受到大流行疾病的影響，包括造成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的減少和私有化。有右翼黨派指責防疫政策限制自由並影響了他們的經濟穩定，他們經常在週末和週日在市區進行反防疫示威，不斷為政府的防疫政策施加個人主義與本土主義的主張。在右翼的影響下政府在復常的政策中推動了自主健康管理，用經濟與自由作為復常政策的基礎。
反觀澳門，示威權利相對受到嚴格限制，使得人們較少機會以抗議或提出不同政治訴求的方式表達防疫政策的意見。再從文化差異的角度看各國防疫政策的不同態度，如澳洲、美國和英國公民傾向於適應所謂的個人主義文化。這些社會關係更重視獨立、個人自由和追求個人自主性。相比之下，澳門與亞洲等國家的集體主義文化更重視相互依存和社會關係，而不是個人自由和自主性。但當流動自由一定程度受到限制時，集體主義開始分崩離析，在壓迫和拉動之下會導致更多爭取個人自主的意識的抬頭。
對於澳門那些弱勢群體，如社會經濟弱勢群體、移工與青少年，疫情給他們帶來更廣泛、更深遠的不平等。
隨著澳洲疫情的發展，現階段維州復常政策的典型是從政府主導轉變為由個體自主的健康管理，但這個轉變又是否會被視為反映政府不作為？原因是在國際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抬頭，其重視經濟市場競爭與市場發展趨勢往往被認為削弱了社會福利，所以當政府將防疫的服務和護理責任轉移到個人身上時，隨之社會上將會突出了由疫情所反映的社會不平等。
復常政策凸顯了防疫責任的轉變，復常能夠為很多人帶來流動自由，但對於那些弱勢群體，如免疫力減弱的人、老人和殘疾人士、社會經濟弱勢群體，疫情對他們的影響是深遠的，政策上的改變未能一下子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並深化從社會到經濟層面的不平等。以健康問題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看，在「與病毒共存」的「新常態」下，弱勢群體的不平等仍然持續，他們處於的劣勢包括確診比例較非弱勢群體高，確診後較難獲得護理福利服務和恢復全職工作，在隔離措施下缺乏資源維持重要的人際關係和生活角色，參與日常生活的出行和活動同樣有不少障礙。當社會政策走向復常，澳洲政府陸續取消了疫情時期的不同社會保障福利，如每兩週約1000至1500澳元工資補貼（JobKeeper Payment）和1500澳元的疫情病假災難補貼 (COVID crisis payment)，減少了他們在社會中的保障，他們所處的劣勢是復常生活帶出的更多不確定的未來。
針對人類健康與社會不平等的關係，致力推動貧窮地區醫療發展的哈佛傳染病專家、人類學博士保羅‧法默(Paul Farmer)，以一種下而上的學術角度透視健康與社會公義息息相關。他指出，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體現於特權、經濟財富、社會等級和健康的不平等。而人們的健康連繫着生活環境、疾病傅播、預防控制和康復治療等因素，這些都受到文化典型、社會制度、全球化的政治經濟，乃至人與其他物種相互關係所帶來的影響。Farmer揭示了在當代醫學人類學的視野之下，必須要對歷史和地緣政治經濟學有透徹的了解，抹去歷史和忽略地緣政治是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產生剝削、滲透、分裂和排斥來影響或阻礙人們滿足其基本需求，甚理造成傷害，深化社會上的不平等。
從Farmer的角度來看，疫情不單只是疾病傳播與預防控制的過程，而且是政治和社會危機的一個關鍵時刻，這可從結構性暴力的概念深刻地作出歷史與社會的反思。在澳洲，人們有從殖民霸權與歷史留下的種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反思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和健康的不平等。在澳門，又如何可借用Paul Farmer的概念反思疫情帶來的不平等呢？
反思澳門疫情，不妨讓我們再次審視葡萄牙管治澳門後留下的博彩業，它對澳門的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當沒有流動自由或流動自由受到限制，疫情凸顯了博彩業並不能作為澳門經濟支柱。更加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澳門防疫政策受到威權政府管治模式的限制，政策上不能夠獲得鬆綁，防疫政策限制流動自由愈加嚴重，對於澳門那些弱勢群體，如社會經濟弱勢群體、移工與青少年，疫情給他們帶來更廣泛、更深遠的不平等，值得我們深入反思。
在探討澳門抗疫之路引伸的社會不平等，其根本是澳門防疫政策受到威權政府管治模式的限制，政策上不能夠獲得鬆綁，防疫政策限制流動自由愈加嚴重。對於澳門那些弱勢群體，如社會經濟弱勢群體、移工與青少年，疫情給他們帶來更廣泛、更深遠的不平等。對比於澳洲個體自主的健康管理，澳門以威權政府管治模式持續通過公共衛生對策限制人們的流動自由，雖然澳門政府繼續通過「消費卡」的經濟津貼給市民作為經濟補助，不過移工（或非本地居民）繼續在經濟補助的政策中被排除了，增加他們在社會中所感受到的不平等。此外，澳門在缺乏流動自由的情況下，減少了青少年創業與學習的機會和減少了社會經濟弱勢群體就業機會。作為一位在海外留學的澳門青少年，希望澳門能夠鬆綁疫情的政策並允許流動自由，希望政府會意識到持續兩年多的防疫政策對邊緣化群體所施加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