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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由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提供（攝影：李佩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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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由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提供（攝影：李佩禎）
夜幕低垂。萬家燈火下，演員在公園內說起一個又一個女人的悲慘命運。內容取材自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的作品《長衫》——雖說是故事，情節卻又如此熟識。這次戶外走讀《江道蓮與弱勢女性》表演者塵雅正（Nada）也有感，即使是現在，自己還常看到身邊有「重男輕女」的事情發生。「而我在（文本）這些故事中好經常看到這（現實的）影子，所以我覺得不陌生。」
另一位表演者梁洛錤（梁建婷）也道：「今次就正正靠我們的口去幫這些弱勢的女性講說話，」她說，「去告訴人，現在的社會咁好，啲女人咁獨立，每個家庭睇落咁好，但其實有很多事我們不知道，不等於沒發生。你說男人不會打女人、現在的女人很厲害？現在還有很多（會打女人）。現在我們正正為她們說話。」
用腳步與聲音連結社會
江道蓮的短篇故事集《長衫》曾被多次出版（圖片來源：《江道蓮與弱勢女性》場刊）
戶外走讀《江道蓮與弱勢女性》由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主辦。作品以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1914 – 1957）的葡語短篇故事集《長衫》（Cheong-Sam: A Cabaia）為基礎。故事集於1956年出版，共收錄27篇短篇，主題圍繞20世紀30至50年代的華人女性遭遇。
文本曾被多次演出。今次的走讀版本則由六個段落組成，除了《長衫》內的作品，也有澳門真實的家暴案件，演出採用了走讀形式，以得勝花園作起點。塵雅正覺得，路線位於市中心，沿路空間的氛圍在白天和晚上的分別很大。「晚上，在這遊樂、休憩的場所，觀看的方式是很不一樣，而我覺得正正和今次看的一些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能見到每個家庭、婚姻的背後，蘊藏的一些黑暗面或潛藏的危機，女性怎樣看自己的面向，我覺得是走讀時頗有趣的。」而在梁洛錤看來，段落的內容不單純與某一路線、社區有關，而是與整個社會有關。「因為每一個地方只要有人，我相信都有可能有這種經歷。」
「很繁忙的馬路，有很多人，我們常經過，但都未必會留意，就好像我們身邊可能會存在很多人，但她們的故事是怎樣我們不會知道一樣。」
「我覺得這也是試驗。究竟這是否最好的點，還是在不同的點，只要我賦予不同的連接或命題，即使故事是一樣，（意義）又可以不一樣。」
用方言透示多元
今次的演出的另一個特點，是有兩個語言版本，一個是粵語，另一個是南安閩南語。據創構何志峰解釋，選擇用閩南語是希望帶出澳門的多元，而兩位演員的處理方法非常不同，所以是兩個獨立的作品，不是單純的A、B cast。
閩南語的版本由Nada演出。Nada憶述，當初因為何志峰知道她家裡的語言是閩南語，於是邀請她用這語言演出。但她也指，當家裡的語言要變成表演的語言，處理其實很不一樣。「平時跟阿爸說話和你要表演，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用字、或翻譯都要來來回回好多次，最後定出這最後的樣子。」
由四月收到文本，一直準備到現在。期間團隊也找來會閩南語的朋友當顧問，但因為不同地域的閩南語在用字與發音上都會有些差別，粵語的字庫和閩南語的字庫也不盡相同，所以在用閩南語去讀出各式的書面語方面，團隊也下了不少苦功。「你會看到閩南語的節奏。例如（演出中）有一段社會事件的文字，是非常中文、書面語，很多專有名詞，讀的時候就很繞口，跟平日講故事很不一樣。這感覺就有點像用廣東話讀書面語和普通平常說話的分別。」
「像『口花花』，我們就不會說『口花花』，或直接用那態度去表達。」除了語言，肢體上的表達她也有經過思考。「我覺得如果完全不會閩南語的人，他單純聽，聽一小時，會有些難，因為他不知道那些故事的內容，所以我會在裡面加入小量肢體語言，令他們比較能代入我要說的話或那氛圍。」
用發聲推進作品
粵語版要處理的也不少。事實上，不論是粵語版或閩語版，兩位表演者也不是乖乖照創構意思唸、照創構的意思動、照單全收的人，而是會有自己的想法。梁洛錤就笑言，剛接到文本時有感到混亂，「因為創構（何志峰）的思維很跳躍，而且他寫作有一種習慣，在閱讀（文本）時其實頗明顯，即三四句就一個拍子，一個畫面，一句說話，尤其是當今次的演出有幾個故事，我怎樣將這幾個故事用不同的方法說出來，是這段時間要做的處理。」
「幸好我們兩個也不簡單……哈哈！」她笑道，「常說他：你想點呀……」
「我常說他的格式現在是一樣的：由頭到尾都是介紹這個人，然後這個人身邊有誰，然後有甚麼經歷，結果是怎樣。為甚麼我不可以一來就說：我大咗肚，我個男人叫Pinto。為甚麼不能？因為當一這樣說，敍事或者觀點可能會不一樣，現在也頗……何志峰的視角。」
Nada 也笑言，今次的排練過程中有很多碰撞，讓她覺得很有趣。她曾跟創構坦誠分享彼此的思考過程，這也讓她聯想到故事中角色之間關係。「如果人與人之間經常在思考自己的行為、或和對方之間的關係，有這些坦誠溝通的時刻，會否可能他們的結局可以不一樣，可以不是我們常覺得的悲慘結局？或者他們中間錯過了甚麼？我們會否可能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看待？我也在思考這方面。」
用想像探索可能
而對於這作品的可塑性，梁洛錤也有不少想像。她有感，「弱勢」其實是一種會隨不同環境而轉變的權力關係。例如若演出在台灣進行，可能閩南語才是真正能把這些故事訴說給不同人聽的語言。換言之，粵語會變成了弱勢。「就像人一樣。可能現在的弱勢是女人，可能某些地方小朋友，或男人，或老人家，我們就是幫這些弱勢講說話。」而現在的文本與表演形式的開放性大，她期待，演出可以加入更多語言。「當加入不同的表演者，他也會有不同的方法去演繹。」
「我常跟何志峰說：我們出去冒險了！」她笑道，每次演出皆有很多不可預期，而她也期待未來可把這作品做得更精。「我覺得現在還太闊。（會期待）除了要講這些女人的故事的核心外，還有怎樣的大命題可以捉得更緊。」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曾說，「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後天形成的。」而在社會發展的長河中，各性別的命運與能動性尚待不斷訴說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