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引入外僱逾十載，但在這強調中西融合的城市，外僱卻似乎一直無法「融入」。在被「我們」視作為「TA們」之下，似乎他們只能是澳門社會的「邊緣人」。
在疫情下，澳門外僱歧視問題的有所惡化。對此，研究移工問題的社會學學者呂家玟認為，近幾年當局在政策上，對「本地」和「外地」概念的強調，區分居民和非居民的政策，以及在疫下「一刀切」措施，或是導致本地人在後疫情時代下對於外籍人士「不理性恐懼」，以及外僱強烈不滿的始因。她又認為，當局應檢視現時各政策，從源頭減/滅「分化」。
疫情讓歧視現象加劇？
呂：疫下措施的「排他」造更不公
呂家玟認為，疫情加劇對立、歧視的現象，但她強調造成加劇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疫情本身，究其起因是在於勞動市場。「我覺得起因是在於勞動市場工作，然後慢慢演變到現在，再加上過去疫情開始前兩三年，你會看到出台的政策，清楚地把本地和外籍劃一條界限。」
社會學學者呂家玟接受本媒訪問。（相片由傳協提供）
她形容疫情下所針對外僱的措施，其實也是跟隨著「本地VS外籍」這大方向下的一個產物。當局在政策施行上的做法，也是引起外僱感覺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
呂家玟認為，在疫情爆發初，澳門政府所採取的包括封關等等的防疫措施，其實都能夠得到在澳外籍人士的理解和認可，而「派口罩」等等的措施也是一視同仁地照顧到所有人，當時澳門社會的整體氛圍十分團結。反觀，在疫情有所緩和後，當局的措施只「關心」本地人，開始排除外地人。一方面遲遲不放寬外國人出入境條例，對遷徙自由造成限制，以及在派發第二輪消費卡時，「原本最早是說『藍卡』都可以拿，後來就被排除了，可是也沒有解釋為什麼」。
她又表示，「這些政策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它不是真的為了防疫，或者說就算有」，「所以就造成很多人（外僱）已經有心結，覺得就是歧視，所以自然而然你（外僱）的反應就很激烈，會覺得自己要不然就是被排除，要不然就是被針對這樣子。」這也導致外僱群體產生了不公平的感覺。
她亦指出，政府近幾年的一些措施亦明顯見到「本地VS外地」及「居民VS非居民」。在政府所出台或修改的新政策裡面往往在劃「我們VS他者」這一界線。同時間，對於引入外來勞動人口方面的措施也在不斷修改和收緊。在政策上，不只是入出入境，也包括工作、工資、社會福利等等，「都不停地在畫那條線……你會看到（這）一個明顯的動作，而疫情（措施）我就覺得是它下面的一個產物」。
澳門外籍僱員多來自東南亞國家。
呂：疫下恐懼和危險的確存在措施不應「一刀切」
當局在上月（10）初因應疫情反覆而針對「三工種二族群」推行「高頻次核檢計劃」，其中計劃對象中的尼泊爾籍和越南籍外僱的界定，引起不少外僱的不滿，認為當局的措施存在「選擇性」；並且有外籍僱員反映，措施推出後社會上出現了更多對外僱的歧視。官方對此的解釋是，這兩個族群在澳習慣聚會，目的是儘快找到潛在個案，指計劃並不存在任何針對性。
對此，呂家玟認為，當局完全有能力採取更好的科學辦法去切實追蹤和調查，而不是直接採取「一刀切」的辦法。「我倒不覺得（政府）展現出來是歧視，不是刻意的歧視。我只能說是因為那個是衛生局官員想象出來的，他們不瞭解這個族群，也沒有很認真的要去做醫調，就自然而然覺得這群人是風險，所以也一樣把這群人一刀切」。
在「一刀切」措施之下，呂家玟認為，即便政府並不是刻意製造出歧視，在當時全民草木皆兵的時期，這樣的措施無疑是令到社會氣氛更加緊張和恐嚇，「造成越南跟尼泊爾人會認為是在針對他們，所以衛生局或是政府應該檢討在出台防疫政策，需要做一些科學研究，而不是要造成更多的恐慌」。
她又認為，對於病毒感到恐懼是人之常情，對於僱主、本地人的一些行動其實基於在危險下的自我保護，不能直接解讀成種族歧視。「害怕是真實的，可是因為這種害怕、恐懼，你做出了什麼？你有什麼想法？你覺得危險來自於哪裡？」。雖然僱主的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因為健康受到威脅，便馬上覺得外僱「就是最高危的人群，而且是所有外僱都是危險……這是不理性的」。但這種「不理性恐懼」的產生亦與當局在政策和法律上對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劃線」有關。
於崗頂前地一帶休憩的外僱
資源上的排擠
呂：強烈的「剝奪感」讓澳門人將怪責的矛頭指向外僱
回溯部分本地人所認為的「剝奪感」，呂家玟認為這種「感覺到自己受到威脅，甚至產生一種『別人來搶你的東西』的不安感」，從而對於外僱群體的負面情緒或者衝突，其背後主因是「資源上的排擠」。「當有外來的人，就跟本地人產生了一個資源上的排擠，這個資源可以是工作，可以是社會福利，也可以是公共空間或是交通」。生活受到影響的本地人自然而然地「怪罪」起這批「外來者」，而且將火力集中於外來僱員身上。她認為，相對地為本地人公共資源帶來最大「威脅」的應是遊客，但是「澳門人不會怪罪遊客，反而覺得遊客人越多越好」，認為更多遊客意味著更多的經濟發展，「會覺得這是我們必要的犧牲」。
她指出，在引入外地僱員或是引進遊客的時候，本地人的生活上自然是會因此受到影響，而如何解決資源的問題是政府應該要考慮，但當局的政策卻並沒有考慮或解決到這一個部分，必然地衝突會出現。
何以經濟繁榮，但「剝奪感」不斷加重？
呂家玟總結道，有關澳門外僱歧視等等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背後牽連著的是過去10年來澳門社會的發展，後在疫情這一恐懼不安的時代，使其加劇。
採訪最後，呂家玟指出，澳門經濟一直在發展，原則上以為有更多的機會，但是與此同時，澳門人的「剝奪感」卻是這麼的強烈或是愈來愈強烈，並將「剝奪感」來源指向外地人。
「澳門人要去想一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她認為所有澳門人都應該深思兩者迥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