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19 年澳門棄置的城市固體廢物量和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都較 2018 年 上升，而且人均城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比新加坡、香港、北京等地都要高。
環保需要民間的力量，也需要官方的政策。澳門環保組織「澳門減廢站」發起人之一黃曉萊認為，每人都應該為減少污染物盡一己之力，自己製造的垃圾亦應上負責任。若長時間呼籲減廢都沒有實效的話，為了有效地從源頭減廢，她建議政府應該立法實行「污染者自付」原則。
黃曉萊：擺站點回收有效果
黄曉萊是育有三個孩子的在職媽媽，近兩年一致力推動減塑，2018年了「不要包膠」 超巿減塑行動，也是「澳門減廢站」。自稱是「澳門減廢站」戰士的她覺得，這種街站回收模的愈來愈有效。
澳門減廢站定期在各區設置街站，收集可回收家居塑料，並宣揚減用重用之道，讓資源免於淪為「垃圾」，減輕環境負擔。（相片由減廢站提供）
黄曉萊指，街站在最疫情最嚴重時曾停了幾月，即使目前疫情緩和了但仍有不少限制，故最近都在私人地方擺站。她表示，擺站是每月一次，每次都有兩或三個站點方便市民送來回收物品。她形容她和12名減廢站的成員都是「戰友」，不是義工。「環保不是為了奬品，所以我們不會有奬品給市民，自己生產垃圾自己要負責……我們都不是義工或為了服務大家，我們出力是為了環保。」她又指，擺回收站可以讓大家面對面溝通如何進一步減少垃圾，這個溝通是有溫度及有效，而非為了「積分」。
街站收集的回收資源都交予本澳一間回收公司處理。黄曉萊和戰友們都曾參觀該公司以確保交去的物資得以重用。她表示，減廢站的角色不是回收公司，而是通過實踐，讓大家可以慢慢養成回收的習慣，希望市民「不好因怕污糟就唔做回收」。
塑膠使用情況嚴重 建議污者自付
雖然疫情期間遊客減少，垃圾量也理應下降，不過黄曉萊觀察到疫情期間的垃圾量也不少，尤其在使用膠袋方面——減少堂食於是點外賣，用膠袋；口罩十個一袋，用膠袋；就連每個麵包都獨立用一個膠袋等，通通都在製造膠袋垃圾。而即使不是因為疫情，一直在推動超市「走塑」黄曉萊也發覺，超市部分水果在入口時已包裝好，但很多水果或蔬菜的包裝是完全無需要，是超市一種捆綁式消費模式 。她認為，這種狀況若在屢勸下都無法改善的話，就需要透過立法解決，建議政府可以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polluter-pays principle)立法。
事實上，環境保護局在《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2017-2026)》就曾提出，「污染者自付」在其它地區是有效的經濟手段從源頭減廢。「城市固體廢物徵費計劃亦是污染者自付原則的一項應用，由於多年來本澳一直是透過由政府為市民提供公共廢物收集及處理服務，提供便捷且無需任何處理費用的垃圾丟棄方式，這樣可能間接造成市民大眾養成慣於丟棄過時或多餘物品的消耗型生活模式。按照不同城市的經驗，城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對減少廢物的產生成效顯著，同時亦有助帶動相關地區的資源循環。」
澳門於2019年11開始實行「膠袋徵費」，每個膠袋收費一元，但也有豁免情況，例如未事先包裝的食品或藥品，或機場禁區零售業場所取得且受攜帶手提行李安全限制的貨品。因而，在街上尤其街市，不難見到很多市民仍然「一袋二袋」。
政府應頭帶頭掀減廢風氣
澳門減廢站及「不要包膠」 超巿減塑行動發起人黃曉萊和她的兒子. （相片由黄曉萊提供）
問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中對環境保護似乎並沒有太多的著墨，黄曉萊認為，在總規必須回應如何使澳門可持續發展這目標。「由頭到尾畀你（政府）設計（城市總規劃），應該從衣食住行做到減排減污……環保不是某一部分、獨立的工作，而是一環扣一環的。」她舉例指：可否有空間建立一區域專賣二手物品、又或預留地方處理廚餘、在交通運輸上做到減排，多建些單車徑等。
同時，她又建議政府帶頭環保，盡量「源頭減廢」，例如所有部門都應回收好自己垃圾，舊的物品如燈飾亦可再用，不要開大冷氣但人員要穿冷衫，又或在建築工程相關招標中加入環保要求。「若（政府）只係講環保，市民冇感受，但一旦做咗，市民就感受到。感染最motivate……若人人都做的話，冇做的人會guilty」。
黄曉萊又指，若整個社會現在都不著手處理日漸嚴重的污染問題，將來成本更高。「環境污染造就環境難民。疫情期間，我們有段時間不能外出覺得辛苦……是否要等澳門連呼吸都變得差先知驚？我們這一代最應為下一代建立舒適的居住環境多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