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舊法院展廳，只見一面白色的牆上貼滿了澳門舞蹈的發展軌跡：從1977年雲龍舞蹈團成立，由聖若瑟中學舞蹈組擴展成舞蹈社；到1987年教青局舉辦第一屆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1997年演藝學院舞蹈學校首次參加「桃李盃」獲獎；2007年澳門流行歌舞協會成立；2017年澳門舞蹈總會成立⋯⋯一個個舞團的誕生與成長化成了文字與觀眾眼前出現。
「這個年表該有95%齊全。」澳門舞蹈總會理事長、「過去・現在・未來」之舞蹈四十年展覽總策劃人洪振宇（Popeye）說。
再環顧四周，展覽除展示了相片，還有服裝，旁邊的展室播放着訪談的錄音、也展示舞團的出版物、演出的舞台設計；另外還有錄像展和分享會，由活躍於不同年代的本地藝術家分享有關藝術教育、創作和推廣等經歷。「最終願景是吸引更多人接近舞蹈。」策展人梁飛燕（Fannie）也分享道。
「過去・現在・未來」之舞蹈四十年展覽
追溯發展軌跡 分享經歷與思考
回首來時路，是因為明白推動藝術不只有眼前路，還要記得身後身。在不斷埋首創作、屢屢為資助、場地而煩惱的今天，也能跳出框框察看得到自己身處一個怎樣的脈絡之中，或有哪些未被發掘的方向。然而，文化局的《舞蹈年鑑》也於2016年後再無繼續，澳門有關藝團的創作或發展紀錄一直欠缺，只有少數出版或紀錄片，很多團體亦沒意識到紀錄的重要。Popeye和Fannie表示，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曾嘗試接觸不同團體及學校，但大家的反應不一。有些聽到「展覽」二字時都覺得陌生，覺得與自己跳舞的本業無關。
「有些可能覺得自己只是參加舞蹈比賽，又沒拿獎，之類吧。」「澳門的舞蹈發展其實很源遠流長，也很豐富，但很多時舞團不懂怎整理、呈現自己的資料，不懂怎與別人分享自己正在做的事，這其實很可惜。」「我覺得（現時大家）分享的性質會較少，自我滙報的性質比較多，包括操作、教育或show case，都較多只專注在自己範疇。」「我始終覺得，專業與普及是環環相扣，不能只有專業，這會沒有土壤；但只有土壤沒有專業，大家又很難一起上升。」「要繼續向上爬，繼續擴大自己的話，分享其實很重要。」
「過去・現在・未來」之舞蹈四十年展覽
曾參與《舞蹈年鑑》編輯工作的Fannie坦言，自己不屬舞蹈圈，而就她這「局外人」觀察，有些舞團的記錄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團體會覺得，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寧願將資源放在創作上，於是只有少數民間團體較有系統地整理資料。「這時候我就會想，文化局的角色是甚麼？唯一的《舞蹈年鑑》出了三年就沒有了。很多時，記錄這回事，大家覺得又花時間又花資源，為甚麼要做？當你不是做研究時，你不會感覺到那短缺，但當你要做研究時，例如你要研究澳門街舞的發展，你就會想：怎辦？到哪找？」
「現在還好，很多人還在，」Popeye也歎道，「幾十年後，人都不在了，就問不到的了，你或許覺得很有興趣想去問，但問不到了。我覺得現在是時候記錄，因為那些人還在。」
普及了舞步 普及了想象嗎？
回顧澳門舞蹈發展的各個階段，Popeye自言，校際舞蹈比賽有促使他踏上以跳舞為志的方向，也認為校際舞蹈比賽有助普及舞蹈。確實，相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現在有更多人學習跳舞，舞種也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芭蕾舞、中國舞，也有現代舞、街舞等等等等⋯⋯但現時還常聽見有人對一些舞蹈作品表示「看不懂」。對此，Popeye指，舞蹈是一種肢體語言，這令它較抽象，且現時大家有種「我今日要睇show」的意識，當演出的形式與預期的不一樣，就會不知所措。
策展人梁飛燕（Fannie）。
Fannie亦有感，現時本地一些藝術教育偏向技術，未有與學生討論整體的文化與思路，也令學生未能理解這些作品。「換成另一種藝術，例如一套西班牙電影，我們根本沒有西班牙文的語滙，就會覺得看不懂。」舞蹈亦然，「例如邀請香港或北京的舞團，有些人可能就覺得：為甚麼跟我學的不一樣？即使他從小到大都在跳舞，他會覺得，跟老師教的那套對不上，會覺得很難解讀，更何況是一般觀眾？」
Popeye認同：「我想是因為沒有做得很深，很多人跳舞的教育中真的只有技術，即我要怎樣做這個動作，但這個動作的想象力是甚麼呢？我覺得，教技術絕對沒問題，但技術之外的想象與創造力，有沒有在教育實踐？」
人人皆可舞 怎評專業？
舞蹈四十年展覽總策劃人洪振宇（Popeye）。
橫向的普及有待努力，縱向的專業分界也是如此。Popeye和Fannie有感，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就本地的專業及業餘團體劃分，態度可以更積極，又提到現時不論專業或業餘團體都要按一樣的遊戲規則競爭同一份資源。事實上，不少藝團過往也曾作類似的反映。在專業與業餘沒有明確劃分之下，看似所有人都是專業，也其實所有人都是業餘。這也影響舞者入行及專業提升，以至澳門舞蹈藝術的發展。就此，Popeye有感而發，分享了一段幾位小朋友談夢想的短片，其中有人說：「想當跳舞員，但好似喺澳門搵唔到錢。」
「他年紀咁細就知搵唔到錢。」Popeye無奈道，「他們真的很有童真，有人說想做跳舞老師，好細粒的一個小朋友，才六、七歲，跳得不得了，超級努力。但我也常在想，我給了他們教育，好像同時又給了他們幻想。」
另外，坊間也有意見覺得，政府傾向願意花資源請外地團體，而非加強對本地團體的資源投入，指官方要支撐自己的節時可能願意花錢，但去到本地藝術發展時就會開始跟藝團計數。而對於澳門藝文工作者的狀態，Fannie有感：「沒有其他依靠，只能靠自己時，可能要做不同的工作，這些做一點，那些做一點，再騰出少許空間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澳門很多創作人現在的狀態就是這樣。」
經歷了四十年，誠然，澳門的藝文有一定發展，但我們是否可以走得更遠？我們正以怎樣的速度前進，或是後退？近年，藝團一直反映，幾十年來澳門政府都沒有很清晰的文化政策，藝團更是難有清晰的路向。而當文化局的高層近年不斷換人，方向都難以統一。下一個十年，我們的藝術發展與挑戰將會如何改變，或會否改變？
就此，我們拭目以待。但，又是否只能坐着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