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就你的觀察，澳門的孩子們，使用的語言有哪些？
十多年前，我還在校園任教。在路上遇到的少年，如果是叫我「老司」，接著就會用粵語跟我對話，如果是「老蘇」，那多半是從福建來澳的孩子，接著會用普通話（偶有粵語）跟我對談。近年來，我們還聽得到孩子的「口音」嗎？
身邊的孩子，使用的語言非常非常多樣。粵語還是主要，再來是普通話、英文和葡語，也有聽過以菲律賓加洛語說話的小孩，以及用福建話（聽到多半是晉江以及泉州口音的多）交談的小孩。去年我們曾經在書店舉辦過一個讀書會，把書店常聽到的小孩交談的語言朗讀出來，其中還有日文、浙江縉雲、蘭嶼達悟族語（我家次子被這孩子叫作「Sosoli」，就是「芋頭」之意）。語言是城市與土地的記憶，澳門是承載非常非常多土地記憶的城市。
一種語言是一個世界：接收對方的語言情緒，用一樣的高度去回應，與身體無悖，才能順利將靈魂交送出去。如何能這樣應對？最初的生命體驗，語言是一連串的實驗：創造記憶、接收魂靈的各種實驗。
語言需要文化空間與參與：土地誕和譚公誕，與街坊。
我看過同一個小孩身體，在短暫的時間裡，同時使用粵語、國語、福佬話，日文、邦查族語與葡語，那表示在他短短的生命經驗中，有這麼多不同族群的人與他同在。如果你觀察兒童，會發現他們最容易穿梭在這些「不同的世界」。小寶寶接收對方的語言文化，自在的回應，後來卻「選擇」關閉、丟失一些。
造成記憶失落的原因非常多。它們是什麼呢？
2.人有「選擇」語言的能力嗎？
在沒有開放的文化空間裡，我覺得是沒有的。鄉音或母語，都會在封閉的文化對話空間裡被忘卻。人的母語是有意識的選擇，家庭裡各種角力的選擇、由照顧者選擇、由對話者選擇，小時候使用母語，但長大之後卻不一定。我看過一直渴望母親為之朗讀的孩子，但母親卻將孩子推向使用英語的家傭，也看過不允許家傭以母語跟小孩說話的家庭。語言從來不是「問題」，世界觀才是，它們隱藏在語言背後。
社會學家法農（Frantz Fanon）在他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裡講到語言充滿階級，這些影響黑人的心靈，使之成為白人世界的建構。語言的問題是表象，使之成為「問題」的事物在它背後。人在使用語言之時，便能清楚感受到權力的流動的方式，用詞遣字都讓語言變得主僕分明，甚至會知道使用哪種語言能在社會上獲得「好處」：考得公職、獲得工作，或與掌有資源的權力方溝通。
語言是城市的魂魄：基督教墳場，澳門遭遇過什麼？
開放的文化空間，是包括教育政策。如果不思考「『人』是什麼」，教育環境就會變成一個縮小的政治權力場。使用代表政治權力方的「官方語言」就會是這個權力場最先執行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在中山的博物館裡，看到一位四川小孩，因為使用有鄉音的普通話購買入場票，不被售票員理會，父母親緊張地糾正「說標準普通話」，覺得那只會是關閘那邊發生的事情。現在看來，無論是哪個行政區域，「全民使用普通話」勢在必行。因為它意味著教育資源的傾斜，但它只是文化空間／文化教育空間緊縮、集中資源的語言政策本身而已嗎？不是。我想它會是在教學的各個方面發生：內地優秀教師進入澳門教學現場，澳門教師前往內地進行教學法觀摩（「被教育」的意味大於「理念輸出」）。而這些資源分配，會是語言政策之前就發生的事情。
除了教學政策，封閉的語言環境，也發生在緊密的「社會分工」之中，例如家庭關係裡，過勞的父母、傾斜的親職、噤聲的照顧者（家傭）。再後來才是轉移到參與「社會分工」的校園：執行資源分配大於教育理念的教學現場。
在這些分工之中，試圖用「他者的介入」建構出「人」的內在世界。
可以說，當文化的開放空間不存在時，人的語言是「被選擇的」，內在世界是「被建構的」，孩子永遠不會成為他自己。
3.培養「倖存者的下一代」？
跟著社會學家，或是當今的語言教學框架來談兒童的未來，似乎令人充滿沮喪。但其實我也沒想得那麼灰，只要在自己的城市緊緊相依，人就能好好活下去。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脫掉倖存者下一代的身份：
「倖存者們無比期望讓自己的經歷顯得猶如從未發生，他們樹立起一座沈默之牆，將過去之事隔離開來，他們會避開任何喚醒此段記憶的狀況，可惜這麼做並不成功，反而是將下一代置入了那些被分裂出來的恐懼當中，使他們因此被當成人質關了起來。」——馬丁．米勒《幸福童年的真正秘密》
語言需要文化空間與參與：菲律賓宿霧聖嬰節在澳門，參與的小孩已經是菲裔在澳的第幾代人？
馬丁．米勒回顧自己的生命史，也重新看見母親家愛麗絲．米勒的生命經驗。愛麗絲．米勒在兒童心理創傷的理論上著名，卻依然與孩子在疏離的關係中難以互動。馬丁米勒回顧母親的童年時，再度看到母親從不願意提起的家庭經歷：在極端保守的猶太家庭成長，並在納粹屠殺的壓力下想盡辦法「拯救家人」。愛麗絲米勒反抗傳統教義的猶太家庭關係的壓迫，卻又必須佯裝成波蘭人存活下去。此後她移居至瑞士，並且不願讓這段人生經歷重現，也因此與馬丁．米勒之間，不以波蘭語溝通（更遑論意第緒語），不只是語言，而是所有人生經驗，在親子之間都形成一堵巨大的牆，造成疏離。
即使不在戰爭時代，這樣倖存者的創傷經驗依然存在於失去語言文化的族群身上。我自己是母語失落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人大多能講好標準的「國語」，或曾在某個時期，嘲笑過上一代人不標準的「國語」。能說好標準語，並且輕鬆「駕馭」它，令人「自豪」。但它是由父祖輩的失語、逐漸步入滅亡的母語環境換來的。母語消失的原因，是父執輩生活在國語推行的時代，凡是使用母語，便會遭受嚴重羞辱的時代。倖存者為了不讓下一代人遭受到一樣的羞辱，便會站在暴力這方，於是他們的下一代，不再使用自己生活上熟悉的語言、甚至切斷母語的社會聯繫。
我的樂觀，是樂於在孩子成長的環境中，陪他們去問為什麼，並且找尋城市本身的故事。而語言就是這個城市的魂魄，作為多語言並存的澳門，這個城市看起來幾乎沒有任何主體表述，而它們一直都在。
多種語言居所就能呈現多種城市樣貌。我喜歡和小孩玩一種遊戲，從地名找到城市／村落原來樣子，望廈或文第士，誰住過這裡？洞穴街的洞穴何在？大籮巷點解叫大籮巷？有一次小學生問我「澳門有幾個島」，我答「用屁股想都知道，路環和氹仔」。小孩說：「你的屁股沒跟你說青州嗎？它的葡文是Ilha Verde！」現在不再是綠色的島，而名字裡它依然存在。
語言能力不只是一種工具，它有可能是人建立或剝奪自身思考方式的武器。如果無法建立「在場感」的個人田野，這道牆便會阻礙在生命之中，用國語作為書面思考的小孩，和其使用粵語的原生家庭產生斷裂感，疏離的痛苦就會一直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出現，直到他本人意識到這件事情。根植於此，Be Local，包括語言，它就會提供生命立場，告訴每個小孩，家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