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香港「反修例運動」隨着警方的催淚彈揭幕。一年後的6月，「反修例運動」依然未有圓滿結局。「送中」法案the bill is dead了，換來今年醞釀誕生的，是「港版國安法」。同時，澳門也被捧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今年6月，澳門政府在本地連續兩個月來無新增確診個案的情況下，以「疫情」為由不批准三十年來風雨不改的「六四集會」進行，更在當晚派出大批警員到本是集會現場的議事亭前地巡邏，期間帶走最少五名人士回警署協助調查，但截查標準成疑，引起公眾強烈反響。
很多人形容，澳門是「乖孩子」，香港是「壞孩子」。先撇開這種家長式管治思路不談，因應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及澳門獲封「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港澳兩地又再牽起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與關注。澳門這個「典範」是如何形成，又可否持續？更重要的是，這些換來了甚麼？
社會控制與派錢 造就穩定
事實上，一些學術文章已有就此展開討論。例如《論澳門「一國兩制」模式的可持續性》就提到，因為澳門特區過去施政表現相對不濟，讓居民相信了中央介入澳門事務更有利於澳門發展，而且親北京力量早已開始主導政治體制，民主派只佔議會極少數。同時，在回歸後幾次大型遊行及警民衝突（例如2004年失業工人上街示威、2007年五一遊行期間有警員向天開槍）後，澳門政府都安排了各種的紓困措施以及後來的「現金分享」，期望透過福利措施試圖抑制澳門居民的其他政治訴求，從而避免動員，進而穩定社會。
「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
同時也有學者提出，長壽的威權政體（例如中國和新加坡）通過經濟績效維持較高的合法性，對於維護政權穩定有幫助。威權政府「利用正式和非正式手段吸納潛在的越軌精英，以規避反對派領袖嶄露頭角的危險，同時採用軟性和硬性的鎮壓，以提升反對活動的動員成本」。《從比較政治角度理解澳門的政體穩定》一文就提到，就社會控制能力而言，新加坡和澳門最具相似性，同時又是澳門和香港之間差異最大的條件，而社會控制能力在港澳兩地的差異主要是由身份認同和對異議者的制度性保障兩個因素構成。
而教育當然在身份認同和公民意識的塑造中舉足輕重。有學者提出， 21世紀公民素養內涵不應止步於「公民權利和義務」，更要強調培育公民知識、公民德行和公民參與能力，而公民德行注重開放的胸襟外，也包括尊重人權、積極承擔義務、有反省和批判思維等。而在許多亞洲國家，公民教育都表現出了守時、順從和尊重權威的特點，也被用來發揮民族認同感、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和愛國主義的作用，甚至不過是道德和民族主義教育的結合。
「成功典範」即能長治久安？
2016年，澳門教青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修訂版。需知道，教科書亦可視作「知識控制」和「社會控制」，通過傳遞官方意識形態達到維護社會穩定、加強統治合法性的目的。而對於這套教材，有學者認為，它強調品德教育，表現出包容、順從和認同國家民族的特點，可見所呈現的公民意識取向比較保守，以責任為本的價值傾向，忽略了人權維度的公平、平等、正義和自由的觀念內容，本質上仍然是靜態、帶有自我規訓的公民觀，培養學生成為服從集體，擁護和諧的「順民」，而正義和自由意志等公民意識正是公民教材內容中所缺失。而有研究表明，培養公平與正義的價值觀，提高批判思考和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公民意識，亦是發展民主社會的要素養成。這種狹隘的公民觀不利於複合型全球公民的培養（《公民身分與意識初探：澳門小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分析，2018）。
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對澳門的年青一代而言，經濟和社會發展已到了瓶頸，向上流動愈來愈難，愈來愈多年青人認為派錢和派福利只是「掩口費」，要市民不出聲反對政府。這些都反映澳門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對過去二十年的管治模式愈來愈不滿。而特區政府只透過不斷的政治動員去壓抑反對派的聲音，以求通過政府的不同政策，長遠而言會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使社會分化。
「典範」即使成功 恐未具代表性
綜合以上可見，澳門的所謂穩定有其歷史因由，但過去的手法在現今社會未必能繼續「維穩」。與此同時，雖然當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曾表示希望藉由此解決台灣統一的問題，但單憑澳門今日的「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在香港乃至台灣眼中，恐怕未具說服力。當中的原因，一來關乎澳門的人口與經濟規模，也關乎三地國際性的差異，三地民眾的價值觀也不一。有意見認為，這個「典範」恐未能直接套用於另外兩地。
但無疑，港澳台三地的政治氣氛也會互相影響，也受內地影響。最明顯的部分例子，是台灣的政黨輪替後，或因着香港「雨傘運動」與「反修例運動」，澳門的氣氛也會緊張，集會都不獲批准，或有人不能入境——所謂的「澳門不能亂」，而「不能亂」是「一國兩制成功典範」這「乖孩子」的必要條件。
只是，為保持這形象，澳門人也付出了代價。為此，澳門人還會沉默多久？是會在沉默中爆發，還是在沉默中消亡？也許，只有澳門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