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今年以疫情為由，不容許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舉辦六四燭光集會，引起社會熱議。而六四當晚警方在議事亭前地及大三巴牌坊一帶佈下天羅地網，截查途經的市民，更帶走至少五名年青人回警區進行調查。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批評，警方今次的做法十分愚蠢，因近年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加上國內的政治氣氛愈收愈窄，令到全世界都對港澳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取態十分關注，「因這（六四）是一國兩制的寒暑表之一，大家都看到大環境是如何。」
他指出，雖然港澳兩地的六四集會同樣因疫情而被禁，但是在警民關係已十分惡劣的香港，仍然沒有對六四當晚數萬人進入維園悼念之舉採取行動，「我判斷香港警方明知國際輿輪壓力有多大，故此當晚警方的行動是相當克制的。」反觀本澳，警民關係遠遠未及香港的惡劣境地，「甚至可以說，除了有部分特别事件出現爭議之外，本澳的警民關係是不錯的。而與香港人相比，澳門人對政府的敵對態度也是不太高。」
「香港在這麼惡劣的政治氛圍下，仍容許人們公開悼念六四。但在本澳，反而是用更辣的手段來打壓，顯然這是相當愚蠢的手法。你會看到，當晚本澳的新聞遠比香港大單，亦再一次令到國際社會質疑，本澳的言論、表達自由是否已經受到影響？此舉會破壞澳門的國際形象，之前不批准集會已經破壞了一次，現在再踩多一腳。」
警截查、帶走年青人做法惹議 甄：警權得不到制衡就容易出現濫權
警方當晚截查市民的行動，再度受到不少質疑，其中民聯會理事長區錦新的兩名女兒因坐在石櫈拍照，身旁放有「坦克人」圖片冊及電子蠟燭而被警方帶走。另外亦有一名中學生行經賣草地街時，因袋中帶有白絲帶等物件而被警方帶走，在警局內被警員不停質問是否有「參與組織」、「行出嚟是否受對岸反政府情緒影響」，更被要求解鎖手機讓警方檢查。
被問及警方相關的舉動是否過份緊張時，甄慶悅坦言，警方近年透過形形式式的修法，不斷在言論及表達自由的界線上遊走，愈踩愈過，令社會增加對警方的不信任，「當然你可以說，因為科技不斷先進，偵查手段、治安操作方面需要加強，我相信社會是沒有問題，與時並進去修改法律，讓警方有充足的武器及手段去做刑偵，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是，其密度及強度就超出了社會的認同及接受範圍。」
他亦指，警方當晚無故地截查年青人，就是上述大環境的延伸，透過不同方式令警方擴權，「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不是不讓你擴權，而是在擴權的情況下，亦要有充足的監管，才是完整的制度。現在警方不斷增加權力、刑偵調查手段，但你沒有相應的監督機制去做時，令到權力無法被監督，亦得不到一個制衡，這就很容易去到濫權的地步。現在看來，警方濫權的情況愈來愈多。」
甄慶悅質疑，無論是區錦新兩名女兒，或是因袋中有白絲帶的中學生，究竟她們所做的事是否算是示威、集會？「這不能由警方說了算，雖然警方的一人示威、兩人集會輪是按照終審法院的判辭，自行推斷出來的。但是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一個人就構成示威，兩個人就構成集會，警方的論述有沒有法律基礎？我覺得此言完全是不全面，斷章取義。變相令到警方想怎樣就是怎樣，而走去查任何人，我覺得這是嚴重的問題，值得社會去關注。」
「從正常人的理解來看，她們只不過是拿著一本相冊、電子蠟燭或袋中有白絲帶，這就算是示威？正常人肯定不會這樣覺得。而兩個人坐在一起又是否算是集會？正常人的理解也無可能是集會。你看看當日在噴水池，有多少人是兩個人走在一起？有多少人是坐在那裡？為何你只是選這兩個人去告？社會會質疑，到底你警方是否你喜歡找誰就找誰？我覺得他不順眼、有可疑就走去查問他，去捉他回警區三幾個小時，調查這樣那樣。變相市民就會覺得很沒有保障。」
批警方誅心論 甄：法律不能單憑警方自行演繹
他認為，當警方以這種方式來理解法律，變相會令市民覺得十分危險，「我的袋中放什麼東西，這是我的自由，為何你要因為我的袋放了些什麼，而要質疑我是否示威集會？這是我的自由，而警方這樣做就是誅心論，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應要有的事。警方要有其刑偵手段，但一切都要在法律之下，亦要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去做，不能自行演繹，想怎樣就怎樣。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甄慶悅強調，雖然社會過去對於這些事的容忍程度較高，但經歷這一連串的事件後，社會理應重視這個問題。而警方亦要公開交代，解釋清楚對集會法的理解是什麼，讓社會及立法會議員知道你的想法究竟是否符合法律原意、是否符合大眾期望及認同，「否則繼續模糊下去的話，對市民就很沒有保障。若警方做法不正確的話，要跟警方說清楚這樣的執法是不對的，以後不能這樣做，否則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他亦提到，集會法當中亦有相應條文，警方可因市民不符合法律規定發起集會而控告加重違令罪，但亦可因為警方違法，而令到相關警員需要接受警方內部紀律調查，這才算合理，「現在就無法說，警方說什麼就是什麼，社會又不發聲，只能硬食。法律界人士、立法會議員及傳媒應要求警方清楚說明，到底你的理解是如何？社會亦要有所共識，哪些情況可以？哪些情況不可以？否則這就是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的隱憂及威脅。」
社會不希望將極端暴力帶來本澳 甄：更不希望警方極端執法管治
自治安警於二零一八年接掌《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的接受集會預告權力後，透過不同理由不容許舉辦集會、在擬進行集會現場派出大批警力截查市民的情況已屢見不鮮。甄慶悅認為，不只是本澳，全球各國尤其是先進國家地區，當權者對權利自由愈收愈緊，似乎已成全球大趨勢，「澳門在這個大環境下，似乎還要再行前一步，甚至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要更快。」
他亦指，無論是警方或建制中人，都經常將「不希望將香港的社會紛圍、極端暴力帶來澳門」這句話掛在嘴邊，「我們當然不希望香港的情況會來到澳門，但我們更不希望將香港的強權、不講道理的執法方式都帶來澳門。引用鄧小平的話：『我們要警惕右，但更要防左。』所謂防左，就是要防無理的執法、語言偽術、高壓情緒、高壓管治手段帶來澳門，必須要更警惕這種做法。」
「法律制度一直都在，澳門人一直比較守法、和諧和善，不喜愛用激烈的手段去爭取。澳門亦有許多和平表達意見的渠道及手段，澳門居民應要多點發聲，當你覺得警方執法不公時，應要舉報、投訴，因澳門有紀監會這個途徑，哪怕我們覺得紀監會不太夠力，沒有太多調查手段。但我們也要盡我們公民的義務。若你覺得警方是過火的，就要投訴、舉報。廉署及紀監會都是你可以去做的渠道。」
但是有人質疑，紀監會現時僅有簡易調查的權力，力度根本不足，更經常被批評是「無牙老虎」。但甄慶悅不認同此說法，指社會根本未有善用這隻「老虎」，「每年紀監會接收的投訴不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將之判定成一隻無牙老虎時，似乎就早了一點。我認為增加紀監會的權力是可取的，既然我們覺得他無牙、無力，就要想辦法增加他的力量。一個成熟的社會就是要透過制度去監督。你認為他無力，就要改革他，增加權力，利用紀監會去制衡警方或是其他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