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怎樣『以工代賑』？政府現在期待的是下半年沒有疫情，沒有疫情的話我本來就有工作。如果疫情還是嚴重的話，怎樣工？根本做不了。」對於政府常把「以工代賑」掛在口邊，藝團「足跡」的理事長盧頌寧表示不解。「例如我十月本身有工作的，到時我一個人做兩個JOB嗎？怎做？我已計劃好我一年的工作，搣開我兩邊嗎？我覺得這方法很奇怪。 」
劇場後台工作者小文（化名）也認同，現時政府雖然有給予一些援助款項，但下半年的工作不穩定性仍然非常高。「據我了解，場地已BOOK滿，但對方會跟你說：你先留這段時間給我，但最後能否做演出要看政府指引。」「我最怕的就是現在這情況。政府沒確實說封館封多久，這情況可能無限延伸下去。」「現在好像大家下半年都敢BOOK場，敢預留檔期、敢找人工作，好像覺得會做到，但如果下半年的演出，即使計劃好，最後還是會取消，收入都會有折扣，我覺得這不穩定性就非常高。」「如疫情繼續不穩，即十月的音樂節也沒有，收入就會減少很多。」
劇場後台工作者小文（化名）也認同，現時政府雖然有給予一些援助款項，但下半年的工作不穩定性仍然非常高。資料圖片，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提供，攝影許斌（台灣）
沒有開工指引 談何「以工代賑」？
自疫情發生至今，政府推出了不少紓困措施，由提前發放現金分享、八千元的消費卡，到自由工作業者也能受惠的一萬五千元援助款項等。新任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也曾表示，政府會推出精品旅遊，有關項目由文化局主導、由旅遊局設立兩條本地「深度遊」文化路線，並設導遊介紹；還會與本地文創界合作，負責美化「深度遊」路線以及在特定地點安排表演。文化局曾多次對外表示，為貫徹政府「以工代賑」政策，當局將待疫情趨於平緩後，為從事藝文演出及節目製作的團隊和藝文工作者，創設更多實踐機會，活躍市場，推動產業發展。 藝團的新一年度的年度計劃在不影響原審批條件情況下，可彈性調整呈現方式，包括改為線上直播或錄製演出等。
但本地一些藝團認為，雖然政府口說「以工代賑」，但政府在派錢之外，其他協助業界重回崗位工作的指引與配套並不足夠。4月中旬，藝團「足跡」就曾發公開信，指文化局3月下旬發出新聞稿表示作品可以改為線上直播或錄製演出後，並未見當局對文中之紓緩措施提出具體執行方式，例如因紓緩措施而設定之臨時指引文件、可能出現的常見問題回應、更改活動之臨時表格，以及不同形式展演的更改條件等。「於是，本團行政人員於4月14日致電當局，查詢上述巡迴演出改為錄製演出的執行方式。可是得到的回覆跟一個月前一模一樣。」同時，藝團也期待局方能出台場地的防疫指引，好讓劇團能及早準備。
受訪時距離發公開信約已一個月。「足跡」指，更改為錄製的申請已獲批准，但目前仍未收到局方的場地防疫指引。
一些劇場工作者對此也有微言。有人指，票房開售及宣傳一般需要兩個月，現時已是五月，現時指引尚未出台，令藝團難以就有可能出現的改動，例如演出的形式、人手安排等早作準備，對一些藝團趕及準備七月的演出會造成影響。「教青局也會說開課前兩星期會有通知，會着緊，有預案準備，但文化局一直沒有。」「完全沉默。現在只是有甚麼問題就出份新聞稿，回應都一樣。」「如果可以知道是要保持一米距離的話，我們就可以先做預算。」「所有事情都牽動預算——演出的形式、觀眾的座位、觀眾的數目、要放多少人手⋯⋯不行的話要取消或改方案，但我們不可毫無框架去作任何準備。 」
盧頌寧也提到：「我有期待過（政府有指引），當然現在甚麼都沒有。 」「一大班後台工作者，（政府）有何工作指引給他們？大家都走來走去，他們是否需要帶口罩？還是有甚麼要做？一個演出完了，是否需要清潔那空間？演員的距離要否規定？因為有些演出是我行過然後撞開你。有沒有一些這樣的規定給劇團？」「我有些期待政府說，例如學生要保持多少距離、不可以超過多少個小朋友一起看戲。當然這些可能是學校考量，也可能是教青局考量，但文化局作為文化藝術的統領，是否應都有些指引？藝團可以怎樣，或需要滿足甚麼條件，不是只有我們在想應怎辦。」
內地早於五月中旬出台《劇院等演出場所恢復開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當中提到「在充分做好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在低風險地區，經當地黨委、政府同意，可以舉辦營業性演出活動」、「在中、高風險地區，暫緩舉辦營業性演出活動，劇院等演出場所觀眾人數不得超過劇場座位數的30%，要間隔就坐，保持1米以上距離。演員之間要保持一定距離。」澳門劇界有人流傳，澳門政府的衛生部門早於五月中旬也曾對集體節慶活動的管理作建議，但也指不見政府有正式公佈，也有劇場人士指，文化局並沒就指引的細節與他們溝通。
藝團「足跡」理事長盧頌寧。
拍片放上網 非完美替代方案
能否現場演出盡是未知之數，文化局就曾表示藝團可以把作品作錄製或網上直播。但盧頌寧指出，並非所有作品都適合錄製或直播。她表示，自己曾上網看過一些直播與錄製作參考，但發現觀眾很容易會「轉台」，認為表演藝術要做錄製時，要考量的事有很多。「所謂做錄製做出來的效果如何？如果觀眾看完後不再喜歡看戲，那怎辦？」
「我們的學校巡迴較多互動，比較多和小朋友GIVE AND TAKE的關係，我覺得跟做拍攝是非常不一樣。」「今次的學校巡迴演出，我們改成錄製，劇本要完全再處理過，道具再處理過，要再配音、拍攝、剪接等等，差不多是變成另一件事地去做製作，整個思考模式是另一件事，不是做一個現場版，錄下來就丟給學校。」
她進一步提出：「當然是可以做。我覺得還是要看那藝團想怎樣經營自己去讓人看見。因為做了錄製放上網，就不只是澳門人會CLICK。當你把作品放上網，可能五成觀眾都不是澳門人。別人怎看這作品？我放了上網，可能台灣會看到，外國會看到，那放不放字幕呢？要翻譯嗎？很多東西要考量。」「放上網還要思考是否要付錢才能看到？付錢、看到了，我是否可以SHARE？我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我想澳門未成熟到可以咁快跳躍去這個地方，還要很多實驗和思考，不是說錄製就錄製。」
「是可以怎樣都錄製，然後拿到製作資助。但錄製的成本又是甚麼？」
劇場後台工作者小文（化名）也直言，覺得把作品錄製放到網上播放不過是一個折衷的辦法。「我覺得文化局頗天真，覺得拍了上網，完成了就可以。可能我曲解了，但我對這番話的理解是：如果演出做不了，就隨便拍了，或直播上網，這作品就完成了，我就CLOSE FILE，我又好做，你又好做。我聽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但以劇團來說，稍為想質素較好的，第一會考量表演形式是否適合。你看到的網上片段，背後所有都是專業的團隊——幾多攝錄機，幾多鏡頭，預留多少時間，有另一個負責影像的導演⋯⋯這根本是一個製作上再加多一個製作，然後你跟我說用當初的製作預算來做這件事，我就覺得有很多問號。是否等於你做演出，然後放個腳架和相機，用上網資源在網上直播就叫完成？這就是我的問題。」
「當初提出這想法的人，可能想法是好的，但這叫做最簡單、覺得大家都好處理的方法，並不是想這件事好的方法。」小文指，自己接觸的團體中，有些已半放棄拍攝，寧願取消演出。「因為沒法用本身的藝術追求去做這件事。而且如果想做得好的話，成本會增加很多。」
沒有工作，不是還有消費卡嗎？
劇場場館重開之日無期，工作不穩，小文表示，政府分三個月發放、每月五千元的援助款項尚未到手，現時生活靠消費卡和積蓄生活。作為自由工作者，他不符申領失業津貼的條件，「要被強制性炒魷魚，才有條件談下去能否拿失業津貼。去結束個人開業也不行，因為這是自願性結業，就沒辦法拿到失業津貼。這確實是沒有了社會的保障。」而若想參加帶津培訓，則可以「特定職業人士」之一的「會展業從業員」身份申請。但小文指，帶津培訓要接受就業轉介，自己對劇場仍有熱誠，不想轉行，也不想耽誤對方公司的時間，所以不願參加。
對於現時自由工作者的尷尬地位，小文覺得，社會也很難定義一個自由工作者怎樣為之失業，而Freelancers在社會上沒有很確實的地位，劇場界的freelancers亦然。「本身就不當我們是一個行業，或者只是繼續社團的非牟利方法去營運時，事情根本上就沒進步過。」但台灣有援助藝文界的自由業者？「我相信是他們的政府比較了解他們的產業，所以他們可以推出一些相關的政策，他們本身就有專人研究他們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產業結構，所以他們知道怎去幫助這班人。」「澳門相對弱勢。澳門沒有文化政策，施政報告也沒提。」
「我相信在（澳門）政府眼中我們不算是一個很正式的行業，所以我相信他們完全沒辦法更新他所有的制度去配合這件事。」
對於現時劇場界面對的困局，盧頌寧也認為，不獨是援助金額有多少的問題，而是政府是否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我覺得不只是錢的問題，是他們（政府）不太了解現在表演藝術已有很多層面，他們不是很了解我們在做甚麼。我們做的跟十年前已不一樣，你可否來看看我們在做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