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蔓延全球，多國都收緊入境措施，甚至封城；航班停飛，全球的跨境人員流動亦降至低點。近月也有不少有關全球化下人員流動的重新思考。澳門亦不例外。政府繼2月中旬宣布入境本澳前十四日去過內地的外僱，須在珠海指定地點進行十四日醫學觀察，並取得珠海衛生部門發出的無感染證明後方可入境本澳後，再於3月中旬宣佈，禁止所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持有者進入澳門（中港台人士除外），中國以外國家或地區入境人士實施醫學觀察措施。
不諱言，澳門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除了是依靠大量外來遊客的消費來支撐，外僱貢獻的勞動力也佔一席位。有學者表示，澳門的經濟主體必須大量依賴外來的人，不管是工作的人還是消費的人，在任何因「人的流動」所帶來的危機面前，例如犯罪、例如疾病，澳門都是脆弱的。但也讓人深思的是，在「圍城」之下，病毒或許被擋在關外了，境外的人、境內的人就安然無恙嗎？
澳門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除了是依靠大量外來遊客的消費來支撐，外僱貢獻的勞動力也佔一席位。
外僱進退兩難
再度凸顯客工制度矛盾
截至2020年2月，澳門共有接近20萬外僱，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最多，有超過11萬人，其次是來自菲律賓和越南，分別有3萬4千多和1萬4千多，印尼排第四，有6千多人。而外僱從事的工種，主要是酒店及飲食業、建築及家傭等。其他的重要工種，還包括醫療、運輸、零售等。由3月中旬至今，澳門再新增35宗確診新型肺炎個案，當中7例屬外僱及其家人，其餘則是由外地回澳門的本地居民。
在此期間，外僱可謂被進退兩難。澳門社會上有聲音覺得，外僱常群聚，傳染病毒的風險較高，甚至有聲音認為，如外僱聚集，應將其「藍卡」取消。同一時間，受疫情影響，本地經濟前景不明。「本地人優先」、「外僱退場」的聲音也此起彼落，外僱的飯碗也變得岌岌可危。在保護「本地人」的聲音之下，也凸顯全球化下客工制度對外僱的「呼之則來，揮之則去」。而除工作上的壓力，移工在疫情期間也承受心理上的兩難。過去有學者曾指，「以菲律賓為例，去海外做家傭的女性公民因為每年寄回大量的匯款而被政府建構成『當代英雄』（modern-day hero），以高度讚賞這個群體為國家和家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今次專題中，有受訪的外僱坦言，因為澳門也有確診病例，即使她們回鄉，家人會怕她們帶有病毒，不會歡迎她們。「有些朋友已跟我們說，這情況發生在他們身上了。」
全球化局勢如何發展
尚待觀察
學者史唯曾於《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一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過程重組了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的分配，勞動力國際分工的地域也隨之改變，由此帶動的是世界經濟體系的調整以及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重構，勞動力輸出也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重要措施，而當中就涉及移工「從公民到被出售的商品」、「用過即棄的勞動力不是公民」的思考。
「如果說輸出國是將移工這個群體作為商品來出口，並享受由這個特殊的商品而帶來的豐厚利益，那麼對於輸入國而言，其為移工所能夠提供的主體位置只是資本運作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力，而不是公民。離開自己的母國，移工並不是經歷一個再公民化的過程，而是被拒斥在再公民化的過程之外⋯⋯面臨着離開母國後的再一次被邊緣化。」（《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2018）
這些討論不時會被淹沒在「沒辦法」、「他們自己要來的」等聲音之中，但也因為今次疫情再令人思考。新型肺炎橫行令多個國家及地區「封城」，也將會令過往全球化（globalization）形勢出現新局面。重新洗牌過後，「本地」與「外地」會如何區分，又如何融合，將要乎各國政府與各國人民之間如何互動，重塑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