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議會選舉週日（24日）舉行，泛民主派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在全港452個民選議席中取得389席，奪得全港17區區議會的控制權。或許有人會問，香港區議會僅是地區性諮詢組織，泛民取得大多數議席，對於港府的決策以至「反送中」運動又有多大影響？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今次的選舉結果基本上是延續過去近半年「反送中」示威的浪潮，但自「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港府的體制經已是「半瓦解」狀態，運作幾近癱瘓，無論區選的結果如何，對於港府的運作都沒有太大影響。
「體制已經半瓦解，更可以說是摧毀了，只是在等有沒有機會去重建，基本上你是否進入體制，甚至是明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其實都不太重要。因為大家明白今次區選的結果無論如何，對整場運動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他亦指，即使現時全港18區區議會中有17個都由非建制派主導，但實際上泛民與建制派的得票數仍是「六四比」，未有出現壓倒性的票數，「現在的情況仍然是兩派在打交，因現有制度無法處理他們之間的分歧。最悲哀的是林鄭政府一手摧毀了這個制度。對於澳門來說，縱使制度不完美，但當你一手摧毀了這個制度，令到社會變得更艱難時，又是否值得呢？現在香港的年青一代就說是值得。」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接近半年時間，仍未有平息的跡象，有意見認為今次區選的結果反映出市民對於港府不聽民意強行對送中條例立法深感不滿，亦因為民意的力量最終導致建制派大敗。對於民意的影響力，余永逸認為可從兩個層面去分析，第一就是政府是否去做市民想他去做的事，而第二則是政府是否會做市民不想他做的事，「今次香港所發生的問題就是後者，政府做了一些市民不希望你做的事，導致民怨的爆發性較大。」
余永逸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在處理相類似的問題時，則採取不同的做法，如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與今年的600億澳投基金事件中，當社會有較大的反對聲音時，政府就擱置甚至撤回不做，「澳門的做法是值得香港政府去參考的，若強行去做，民間將會對政府有很大的衝擊，很明顯地今次港府的做法就是火車對撞，撞得很嚴重。」
他指，一個政策永遠都會有反對意見，但政府面對不同的聲音時，應如何平衡支持及反對意見，找尋一條出路？「以前香港做得較好，但不知為何後來會瓦解。如果我們說一個很理性的政策制定模式，通常都會有一個所謂社會的共識，而這個共識並不是利益上的共識，而是一個價值觀取態的共識。先確立一個價值觀的取態，然後在價值觀下，用一套大家都認同的價值觀去處理問題。」
「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初期，香港都是用上述的模式的，但近年會見到香港這套價值觀的模式正在瓦解，反而學了澳門的一套，不再講任何原則或價值觀，只談政治操作。學術上有一套政策制定模式叫Kingston’s Model，在這種模式下，政策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因為幸運，意思是若沒有很大的反對聲音，這個政策就可出台，反之就有兩個選擇，一是像香港般夾硬推，另一是不做。這就是回歸後香港的情況，而本澳過去一直如此。」
他亦指，本澳在使用同一套模式去處理政策時，往往都會知道去到某一個政治的阻力點時就懂得去撤，但香港似乎就缺乏了這個認知，「這種政策模式的好處是，當市民未有共識時，只要覺得好就可以去做，但這帶有賭博的成份，容易造成政治不穩。香港的送中條例在制定的過程上，明顯地反映出港府在這種模式的操作十分之差，差到不懂得退。使用這個模式必須要知所進退，否則就會帶來不穩、不安的狀態。」
但是澳門在用這個模式去處理政治的經歷比較多，知道去到哪一個政治的阻力就懂得去撤，但是香港就似乎不懂。哪個好哪個不好？很難去釐定，但前者一個比較理性的模式，有一個共識，但共識是很難存在的，若共識不存在時，就會很民粹，無法做下去。但是好處就是確立到一個穩定的社會。而現時的政治模式的好處在於，當市民未有共識時，只要覺得好就可以去做。但這就是一個賭博的成份，就會帶來政治不穩。
這就是現時香港的情況，而香港送中條例在制定的過程上，很明顯就是反映得到這種模式的決策方法操作得很差，差到不懂得退。因為在這種模式下，必須要知道何時要進何時要退，要有一個拿捏。但如何拿捏？其實純粹是從政治去決定，這一個其實是很不穩、不安的，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況。澳門比較好的就是有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