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反送中或其他政治議題都不能做。」我收到出版方這樣回覆我，然後我被他們 DQ （Disqualify）了。
大約四個月前，一個自詡為出版 Zine 的澳門藝術團體，邀請我做一本 Zine 是以 Lab 為題的實驗月刊的編輯及平面設計，條件沒有限制，命題自主，只需要最後收錄和總監的對談，當時我以為我是自由的，即使在這充滿假象的世界對自由的應許。當時我已經決定要藉這次機會做相關社會議題，我覺得反問「我能做〇〇〇嗎」是不禮貌的。
議題被拒絕後，我向出版人題出了兩個問題。我該如何看待你所給的這個 Zine 的題目？小誌的精神不是在於有自主、批判及獨立思考嗎，如果沒有的話，出版 Zine 只是充滿不負責任的消費外表。第二，生活中到底什麼不是政治。
最初他朦朧曖昧，我並沒得到回覆，最後他回覆了我，說我永遠不會得到回覆。雖然我曾提醒他，如果你不作解釋會讓人有所誤會，但答案其實也顯然易見。
老實說，我分不清生氣還是失望，兩者總是糅合不分，正如現在這個文化和社會一樣失語。主流建制常會安排他們所希望加入的藝術作為主旋律定義，獨佔整個話語權，圈外的人所講的是政治，能受限在特定文化中受管理的，才是藝術。在二十世紀到現在，整個藝術界都和這社會做對抗，解構，重新定義，直到現在都還在繼續在爭論，從被喻為藝術開拓者的法國藝術家 Duchamp ，展出所謂藝術的陶瓷馬桶；到英國塗鴉藝術家 Banksy 用身體去抵抗所謂知識份子藝術，自行在紐約「駐村」，一天完成一件在警方眼中為犯罪現場的公共藝術；最近在香港，一群設計師本來安坐在不同摩天大廈的冷氣房，平日受盡文化沙漠的指責，在沒有人制約的社會運動中卻能不斷出現令人驚豔作品。
藝術永遠要站在制度的對面。這個不論是有補助或有沒有承包政府文化工程的一個最大原則，期待政府供養是一件對藝術極奇怪的事。藝術本來就有他要灌輸的意識形態，充滿對土地的文化想像，渴望一切自由的藝術根源。在美國早有學者提出過「成本病」（Cost Disease），「在表演藝術世界裡，危機顯然是一種生活方式」，失去了這種危機，很容易就會產生「媚俗」，這是一種多方面的產物，當中包含了生產藝術的技術，控制群眾的認同，抒情文化的依賴，政治的忠誠度，而最核心的就是金錢的貢獻。
什麼是Zine？有一說法是獨立出版或小規模印刷，不以盈利為目的，區別於主流傳媒或者書籍及雜誌，個人情感強烈、反抗主流文化或傳達某價值觀的無定向文化或藝術產物。
我當然有我的政治取態，就如每一個人一樣，即使你是所謂的潔癖式中立，也是一種像鬼魅附身的立場表達。所有創作都有他的立場和切入面，一旦失去了這些，往往會讓作品越偏狹隘，而真正的藝術家，就應該修補這方面的缺失，用藝術去讓人性呈現，回歸最根本的需求，然後去尋求超越政治的觀點。而在華人社會的文化，政治的書寫或立場表達很容易被舊觀念所制約，我們在談論的不是一種客觀的是非對錯，而是一種看似客觀但要大眾所能淡化是非或主動理解的對錯，失去了創作的正當性，在籌備好所有創作的蛛絲馬跡前，可能早以失去了在進入公共對話領域的信心。
遑論藝術，所有可以進入對話領域的工具都可能注定要流亡。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學者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就道出知識分子要跟隨主流和權力的誘惑，還是要保持距離的出世，加上他本身複雜的成長背景，「我必須協調暗含於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種張力與矛盾」，形成一種焦急分類的時代邊緣人。兩岸四地政治環境本身極為複雜，亦包含各自的利益，即使你對政治強烈不信任，時代還是在不停滾動，你還是對世界充滿意見，每個人都必定會經歷這些不同信仰衝擊及面對人類價值的困境，無論各行業，本質也是相同。道德，良知，是非，每日都在對撞。
藝術不是要強加於別人，也不是要強逼別人去書寫你，但這是一種教導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手段，也就是一種權力的掌握，無奈在一個市場很小但很有錢的地方，藝術就只淪會一種勞動，不要以為他有多崇高，是一種如在街口那間賣古法椰子雪糕的攤檔一樣，你給錢，我就給你想要的。我們沒有人肯去改變文藝界，沒有人想跨出這個市場，市場不是原罪——即使他就是我們所講的極權主義，而是那些習慣了在有冷氣的購物商場中行走而不想走到高溫炎熱的街頭的我們。
我們為了自己上街，他們也是為了自己而沉默。
真是一種打從心底深處的無力哀愁來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