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 總規何時來論盡紙本
說了五年,澳門仍然未有城市總規。法定規劃關乎澳門的未來發展,以至土地能否合乎公眾利益地,為民所用。這五年間,時間、機會一點一滴地流走,澳門就白白地錯過了五年。臨近換屆,閒置地再次回到政府庫房了,如何合理規劃、善用土地、還澳門人一個理想的生活質素,當是新任特區政府重要任務。

遊客迫滿街 公園欠奉 澳門人相聚的空間在哪裡?

#078 總規何時來論盡紙本

文:論盡

時間:2019年10月27日 11:11

大時大節,大三巴一帶都會迫滿遊客。

大時大節,大三巴一帶都會迫滿遊客。2019年農曆新年資料圖片

「當年你做文化遺產,很重要的一個理由是我們要建立澳門的文化認同,我們要找回澳門人的歸屬感。」「但這件事是很失敗的,因為反而我們作為一個社區居民,因為遊客來了而遠離了這個地方。」

「對我而言,我家是被迫遷的。」聊着聊着澳門的改變,Kitt說了這樣一句。

Kitt,90後,城市規劃碩士畢業,論文是有關澳門移工在議事亭前地和大三巴前地的活動方式。他自言小時候住關前街一帶,公公會坐在噴水池的樹下與朋友聊天,晚飯前後自己會在大三巴玩沙炮、遙控車。之後賭權開放,這區休閒不再,加上外來人口不斷移入,越來越迫,Kitt一家於是決定搬屋,遠離這區。

「這是我個人寫這篇論文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探討為何大三巴、議事亭前地這種屬於澳門人的公共空間,去到我長大後,(為何)反而沒澳門人願意親近,甚至懼怕這地方。」

老街坊避之則吉 移工繼而進駐

因素很多,遊客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遊客現時在議事亭前地和大三巴的時間是朝九晚九,澳門人正常時間朝九晚五的話,沒理由到九點之後才出來休息,所以使用時間基本上有衝突。外勞或移工是七八點放工,吃完飯,可以經過路過聊聊天,反而可以使用那空間。」「還有在紅窗門、關前街一帶,基本上都是老人家,或五六十歲,就我觀察這區的街坊其實偏老。他們不是夜生活的族群,所以以前坐在這的族群現在日間經已不見了,因為很迫。」

而又因移工的居住空間狹少,很多都是合租一個單位,甚至分租床位,議事亭前地、大三巴這些地方就成為住在這區的移工的「客廳」——交友、聊天、唱歌。Kitt笑言,他們比許多在大三巴「打卡」的遊客,甚至比自己更留意那世遺介紹寫了甚麼,能說出大三巴曾在哪年被燒。同時,這些已被遊客佔據的地方,其「公共性」也由於有移工在這裡進行社交活動而得以修補。「反而重新把它再次定義回『公共空間』。」

缺少公共空間 也缺少想象

「我覺公共空間應該是讓大家相滙、產生交流的地方。公共空間最基本的定義是開放給所有人使用,這是第一層。有否更深一層的公共性、有否公共意義產生,這些已經是後話。很多公共空間在我們想象中就是廣場、公園,經過坐坐,和朋友聊聊天,有否進一步和陌生人交流,這首先很難產生。」「噴水池人很多,甚麼人都有,未必同一個人會見到第二次第三次,對我來說那已經少了一個開口的機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提出「創意城巿」概念而為人熟知的英國城巿規劃專家查爾斯 · 蘭德利(Charles Landry)曾提出,移民潮與觀光客同時改變了城市地景與功能,認為城市應該創造更多「相逢空間」(gathering space),讓原本沒有交集的生命可以相遇、相知,繼而創造新的可能。有本地建築師亦曾表示,澳門的公共空間是目前一大問題。人們大部分相遇的地方都屬商業性質,而非公共、免費、開放的地帶。

大時大節,大三巴一帶都會迫滿遊客。

大時大節,大三巴一帶都會迫滿遊客。2019年農曆新年資料圖片

「大家除了在家,就是在外面餐廳,現在咁高消費,或會更限制了大家不願出來」,Kitt 也指出道,「其實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我們現在出街不會認識旁邊的鄰居,很少,除了住舊區住了幾十年的街坊。一搬屋就完全不認識旁邊的鄰居。就我自己學系的角度而言,我們老了,有甚麼事真的死了在家也沒人知。你和別人多認識點,人與人的連結關係密了,對認識這社會,關心公共事務的機會都會多了,即不會侷限在自己世界中。」

對於澳門公共空間的現況,Kitt 坦言,自己已沒在澳門生活一段日子,但就他自己思考:政府有沒有提供想象,或者澳門人也沒有嘗試去想公共空間有甚麼新的玩去,或新的出路?「可能氹仔中央公園晚上有人用的,祐漢公園有人用的,但我覺得這些地方相對少,且性質太類同,有些局限。即都是一個公園。它就放一些罐頭玩具給小朋友玩,綠化就是觀賞用樹或很類同的樹。沒有一些較新的IDEA去改變這公共空間。」

「我覺得公共性的意思是一班人聚在一起可產生一些新的可能,或有機會和其他人見面、接觸。」「很多地方不讓喧鬧,有些放狗也不能。你不讓人放狗,放狗的人不聚在一起,說甚麼公共性呢?這會把公共性侷限了在某一個很守規矩的世界中。大家都要和睦共處,甚至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會受到限制,這也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要參與式規劃 澳門先要有意識

現時鄰近地區都開始推動「參與式規劃」,令民間在規劃中的參與增強。事實上,Charles Landry也曾提出4E的概念(試驗experimenting、參與engaging、確保ensuring、賦權empowering),強調賦權及市民參與;政府也須着重共享公共空間、生態意識、健全規劃、美學、民主及跨文化思考、跨世代公平和跨族群包容。

從城市規劃畢業的Kitt看來,澳門非常適合推動「參與式規劃」。一來澳門人口少,而且澳門現時資源相對充沛,問題反而是由政府到民間是否都有相關意識。「公民的意識上需要先有基礎,才可做到這事,這反而是最大的問題。」

「要做一件有前瞻性的事,首先政府要有這概念,當政府有概念,政府的領導班子有概念,再等下面的公務員有概念,再去帶動。同時你要推動澳門年輕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社團也好用不同的方法去說社區參與的重要,再一段時間後才可做到參與式規劃這事。」

「澳門社團文化凝聚力很高,社團是其中一樣可令參與式規劃成事的辦法,但又會否令聲音變得很單一,變成受到社團的牽頭,而影響到參與式規劃出來的結果,又是另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