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局的數字，2016年，母親介乎15至19歲的新生嬰兒有31個；2017年則有29個；2018年也有19個嬰兒；部分甚至已是這位母親的第二胎。未有將嬰兒誕下、偷偷墮胎的年輕少女有多少？這數字恐怕難以確認。同時，根據社工局提供的數字，2014至2018這5年間局方接獲尋求協助的未婚懷孕個案有16個，當中有10位未滿18歲。數字亦顯示，有些個案因為各種原因未有／未需向社工局聯絡。而這些數字，看似只是「十幾個」、「幾十個」，但每個，都涉及年輕的生命，以及他們家人的故事。
前線社工：有個案12歲已有性行為
前線社工Anna（化名）、Betty（化名）與阿詩（化名）接觸的多是離校生，或被稱為「待業中」的青少年個案。一些個案在她們開始接觸時尚未成年：有在12歲已發生性行為的，高危性行為的情況也頗為普遍──即可能有多個性伴侶、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或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等。
個案的經歷也非常近似。如14歲的失學少女，與家庭關係不好，晚上常去夜場等合眼緣的男生帶她回家。她沒打算與這些男生一起，但很多時候卻也沒有進行任何安全措施。有多個個案都曾意外懷孕，不少會因經濟條件、伴侶離開或家庭不支持等情況下選擇終止懷孕。有在14歲已進行終止懷孕手術的，也有曾進行四次以上手術但仍繼續高危性行為，還有未成年產子甚至在生育數個小孩後，仍讓類似情況在自己身上重覆發生。
個案：「被重視」比「自身安全」更重要
「是的，這類事情仍經常發生。其實她們都會考慮到安全問題，但通常會把底線設得好低，主要原因是想『留住對方』。即使不打算與這些男孩生育小孩，甚至自己也不願意再進行終止懷孕手術，但仍會接受不安全性行為。」另一方面，社工們也發現原來有很多少女其實不太清楚安全措施要怎麼做，以為只是男方使用安全套，如果男方不想用也不知道可以採取什麼安全措施，也有一些甚至分不清避孕藥和事後丸。很多女生會順從男方，或帶著僥倖的心態，或誤信一些很不科學的方法，例如體外射精等，結果就令自己很容易意外懷孕。其實她們大多不願再經歷終止懷孕手術，也不想生育小孩。
但為什麼仍這樣大意？「她們說當要求男方戴套時，男方會覺得她『很隨便』，會問為什麼她隨身帶著保險套；其次是，她們認為如果沒有性，就無法『留住』男方。『留住』一方面為了要證明自己的吸引力，同時也渴望被愛。她們會擔心『他不愛我的話怎樣辦？』這種患得患失的惶恐會在接下來的關係中一直影響這個女生，在交往中不斷迎合男生。對於性與自我，她們存在很多拉扯。她們不是不想保護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後果，而是在評估後，她們會認為『被愛』、『被需要』、『被重視』的感覺，比起『自身安全』還要重要。」阿詩感嘆地說。
「我們要問的是，為何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得到這些價值？為何這些少女常要把自己打扮成『戰鬥格』去吸引異性，是否想要獲取一份認同？」Anna認為其實很多青少年都想從兩性關係中尋回自身的價值，很想感受那種親密感，而這正是他們生活中所缺乏了的。
「好想覺得有異性找我，需要我，好想成為眾人的目光，從而進展到可能只要有男孩來找我便都可以（與對方發生性行為）……有些個案甚至覺得，如果連這個都沒有，我還可以有什麼？可悲的是，當發生關係之後，有時仍然會被男生指責和離棄，於是女孩又再去找另一個……不斷在循環之中尋找安全感和認同感，然後又不斷受到傷害……」這些因「性」與「愛」所產生的偏差行為，不斷損耗和破壞著這些青少年的人生。
現在的性教育 貼近青少年的需要嗎？
三位前線社工所處理的個案其實都很類似：不安全性行為、未成年性行為和意外懷孕等狀況常輪番出現，輟學、與家庭關係不睦、獨力撫養或照顧困難等問題亦伴隨而生。Betty說，前線社工的工作像是在「救火」，而這就已經耗盡她們的精力，也會疑惑為何這些危機總是反覆出現。「接觸這些個案時會發現，原來以前在學校、家庭，成長階段都沒有人跟她們深入探討過這些問題。她們只好自己去揣摩，很容易會把不安全性行為與討好男性連結在一起。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在救火，但並沒有解決深層次的價值觀問題。」
幾位前線社工均認為，性教育是愛的教育，對自身價值、人際關係的建構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在學校及早開展。Anna認為，性教育涉及的議題很廣，有助從根源去引導青少年進行正面思考，例如兩性親密關係中的應對方法，親密關係應如何建立等的議題，不是只有坊間流傳那些一味討好對方，或以性來吸引異性的招式。她們均認為家長、老師與學生之間，愈早開展這些討論愈好，有助學生建立基本的價值觀和思考方向。
「青少年根本不知從何處獲得比較正面的兩性相處技巧，有時會反問：『這樣做不對嗎？那應怎樣做？』沒有人告訴他們兩性相處除了發生性行為外，關係應如何建立，如何穩固？其實他們都是似懂非懂，或只是收集網上的零散資訊。」
「青少年其實很早就對這些問題好奇，也會私下開展討論，但有問題也不敢問同學，因為怕被人笑。男生之間可能還會吹噓自己的性經驗。有個案告訴我因自己還是『青頭仔』而被同學訕笑，但其實那時他只有14歲。有男生因此去找性工作者，對方還會封紅包給他。這些都是仍在學的學生。那為何當學生有這些需要和疑問時，不能及早在學校開放地去討論？除了看鹹片和去找性工作者以外，正確知識到底應從何處獲得？」當社會上一些傳媒文化在不斷建構一種性觀念時，主流的性教育又可以如何引導青少年？如何鼓勵年青人作出更多思考和批判？如果當性教育與現實生活脫節了，當學校教的與生活上接觸的、網上所宣揚的有差別時，年青人又可以怎樣做？
開放討論 方可減低風險
Betty說，她們的個案都可以很開放地一起討論很多性問題，因為一定要放開地談，才可以商討如何面對，而她在想，這個開放的討論空間如果可以早一點發生在家庭或學校，是否可以減少、甚至改變這些青少年高危性行為所承受的風險？
「我們覺得這點很重要，我們不清楚學校中的性教育是如何進行的，是否全面及完善，但就我們所接觸到的青少年來說察覺到是非常不足。很多時候當有個案發生時，一些論述會指責這些青少年是貪玩和尋找刺激等，但其實背後是他們對親密關係和認同感的渴求，但這個方面很少被提及，也較少公眾意識到。政府所宣傳的『及早介入、及早預防』，如果在學校，在家庭裡都做不到的話，來到我們這裡往往已比較遲。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現在學校裡的性教育到底有幾貼近青少年的真實需要？還是學校仍然覺得好避忌，不想與學生談論這些問題？」
三位前線社工對此都有不少疑問。她們也參看過教青局德育中心所編寫的整套性教育教材，但她們更關心的是，在完整的教材編寫以外，如何實踐才是重點。「到底學校會如何教？對此會有多重視？教青局如何監督學校去進行？教學內容是什麼？不同學校的內容深淺度會否不同？如果沒有把性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推行，年青人會很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只是淪為一次興趣講座。」
「性教育這個基層預防如果做得不夠，問題就是一環扣一環，最終受害的就是一班青少年，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承受著社會和教育做得不到位的苦果，反而將之內化為自己的問題，在情緒和心理上承受不少壓力。」
根據澳門檢察院的數字，2018年開立涉及性犯罪的刑事案件一共有127宗，但當中涉及未成年的案件卻很少。這是因為如果沒有人提告，未成年性行為及意外懷孕等都不會被列入數字當中，因此單從政府數據來看，根本反映不到前線社工們所提及那「救火」的緊張狀況。而不應忘記的是，這些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問題，都是足以影響不止一條生命的終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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