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約在庇道學校，午後，晴朗而炎熱。以為身兼庇道校長的潘志明已坐在冷氣辦公室，卻看見他這時駕着電單車回到學校。脫下頭盔的他露出一頭花白頭髮，然後一邊帶路到會議室，一邊閒聊說剛去給一位婆婆拆信讀信了。對。明愛總幹事親自出馬上門幫忙拆信。「又稅單，又掛號信，未開信她已怕了。『不如你幫我嚟睇啦』。」於是他去了。一切如此理所當然。
進行訪問的會議室內，掛着高志慈條女的相片。
由服務使用者 變服務提供者
今年6月，潘志明踏入從事社會工作的第40個年頭。身為明愛總幹事的他，好像大半生都與天主教的慈善服務結緣。「較印象深刻是現在狗場角落曾是我成長的位置。那裏是寶血會的修女打理的，照顧一些低收入、困難家庭的兒童。那裏早餐是牛奶，也有些印象是望到黑鬼山（望廈山）。」長大了，開始讀書，曾到道明會修女辦的學校、梁文燕學校、慈幼職技部和粵華唸書。高中畢業後就回到慈幼教中文和小學數學，兼管圖書館。後來看到一份天主教的報章說第二屆社工學院招生，就報名了，也開始了他社會服務工作的生涯。
「那是第二屆。第一屆只收女生。第二屆可以收男生。我就去報了。我去慈幼教書時比較喜歡做青年工作，亦看到學生的活力，需要有人多點和他們一起。」潘志明記得，那是兩年制的證書課程。課程要用英文，他不擅長，於是走到老人院請教一位葡藉長者，又不斷看英文《讀者文摘》惡補。「我讀過英文，但我的英文是沒條件和人溝通的，因為我在慈幼是讀職業部。在粵華讀高三那年補回一些，但幫不了我很快和人溝通。我就走去老人院請教一個葡國人英文，求學信也請他們幫我改。」
華東水災後訪安徽。陸毅神父（左）潘志明（右）。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入讀社工學院 擴闊視野
第一屆的社工學院於1977年成立。當時主理社工學院的是嘉諾撒會的高志慈修女（Mother Maria Goisis）。很多人都會親切地喚高修女作Mother。我問潘志明：社工學院其實教甚麼的？「我比較印象深刻不是老人院要怎樣服務人，怎提升殘疾人士的自信。我比較印象深刻是聯合國的人權公約，那令我走出世界。」
社工學者梁啟賢曾於《澳門社會工作教育：回顧與前瞻》一文寫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澳門的專上教育缺乏，更遑論社會工作教育！當時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人，通常都會被視為『做好事』，『心地好』的人，這些工作要求只是有一顆『熱心』便可，而他們的日常工作，也大多是一些物質性的救濟工作，完全與專業沾不上任何關係。但隨著人口增加，政府政策的改變，福利服務的質和量也與日俱增，而逐步提升，於是專業社工教育開始在八十年代前萌芽。」
探望雲南麗江地震災區。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門人口急劇增加，但當時的澳葡政府仍視社會福利是救濟工作，因此不大重視社會服務從業人員的訓練和質素。在澳門承擔了很多福利服務的天主教會，有感於澳門缺乏專業社工人員，在1977年，澳門明愛（Macau Caritas）在當時香港理工學院社工系的系主任Mr. L. B MacQuarrie及一群熱心社工教育工作者支持下，成立了社會工作學院（Institute for Social Work），最初培訓兩年制『社會工作證書』學員，這也是澳門最早期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
那時還是學生的潘志明兼任高修女的秘書，並手握學院鎖匙，但也不是甚麼大權在握，高高在上。「我和Mother都要洗廁所。」他記得，當時明愛也沒甚麼資源，是陸毅神父透過一個名為Asia Partnership for Human Development（APHD）的組織得到資源，將社工學院實現。「APHD最蓬勃時，支持了世界各地人類發展的項目，包括社工學院的發展，以前沒有政府支助。Mother間學校當時也沒拿政府資助。」
早期社工學院的畢業生早期大都會加入澳門明愛或教區內其他服務單位。及後澳門政府在1980年把社會救濟處改組為社會工作司，這新部門也吸納了不少社會學院的畢業生加入。我問：「第一第二屆的同學現在還在社服界嗎？」潘志明邊想邊說：「有些在政府。第一屆第二屆在民間的剩下我，即不太多。很少。」在政府的做到高層了？「我不形容他們是高層。」他微笑道，「多些接觸面吧。影響面多點吧。但重點是，這批同學在社會充實了不同社會服務層面。」
尋找服務罅隙 開拓想像
在潘志明眼中好像沒有高不高層這件事。明愛是澳門最大的社會服務組織之一，屬下的範圍有安老、有青年、有家庭、有外勞、有復康、有教育；管食（明糧坊）管住（院舍、家居照護）管出行——除了「好的福悠快綫」，連協助上落樓梯服務也有。但身為總幹事的他，會親自上門為長者拆信讀信，每日也收到不少「拜託」。「例如幫人找對象（的請求）也有。」日常工作還有各樣的內部會議、政府會議、國際會議、活動，還有學校的事務。
當然同事都會協助分擔。但潘志明也直言，自己是個「不會停下來」的人。「日日夜夜。特色就是工作時間很長，也不會累。以前如是，現在也是。」又指自己不會退休。「就算我不在這崗位，我也是在做別的事。沒甚麼可能退休。我是在罅隙中找服務的人。如果說我很多諗頭，也是這樣，不斷想新嘢。」連坐飛機都在天馬行空地構思新服務。「有些內地客一直請空姐斟熱水。我在想將來也可幫人斟熱水。小到斟水也是一個服務。熱水可能給BB喝，可能給（大人）自己喝。」
潘志明每想到甚麼服務點子，都會簡單記下來。
「我覺得明愛是要做些細雞細米。沒人做的事。這麼多年，我們想的不是偉大的科技，不一定要一些有無盡的人拍掌的服務。」
困難，現在有錢也解決不了
他指，明愛本身是慈善機構，但背後亦肩負了一些訊息的傳遞，例如打擊販賣人口、難民等國際議題都應關心。「外勞，我們也要關心。做外勞的工作也會有人話你，『你關心外勞，你唔關心我哋呀？』但其實我們不是說關心外勞，而是關心人類，Mankind。」
我忍不住問：「但社會有意見覺得一些協助外勞的團體是教唆外勞？」「每人看事情的角色不同，也尊重他們。人不保護自己也不對。但當我們保護自己時，我也要記住對方也要保護自己。也是做份工，如做得不好可以炒他，如待薄人就不可以。如搞搞震，幫不了忙，添麻煩，那責任外勞就要自己承擔。沒人教壞他挑釁。沒有這些。」
但也顯示，現在澳門歌舞昇平的表象下，社會的各種矛盾、問題其實一直未有消失。移工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如自殺、家暴、毒品等等均未有隨着GDP的飛升而下降。「以前（生活）不容易，是去買棵菜要行幾個攤檔才買到，然後最好留意下對面會否丟菜，就不用買。以前是這樣，節衣縮食的時代，是不容易。」
「但現在的不容易，是怎樣令你不要生氣、不沉迷一些壞習慣、令子女升學沒那麼多煩惱、跟包租公說到期不要加租。現在的困難可能還有經濟的，但他們情緒方面亦都相應佔了很大。現在的困難就是不要讓家人覺得我們夾埋害那老人家。『入咗老人院又賣咗間屋喺度爭』。」
潘志明形容：「現在的難，有些是有錢都解決不了。覺得人生不快樂。」
現在好像再多資助也不足夠。我說。
其實政府願意投放，例如對安老、殘疾人士、精神復康等方面的服務。當然有些服務沒做過的，他們不會先投放資源。要開拓的，未有人做過的，明愛是很樂意去開拓。潘志明說。
「從另一個角度回應。其實很多服務是要自己找資源才可以，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政府的錢是公帑、納稅人的。我常認為，老人服務就是政府一定要照顧，殘疾人士、精神病患者就是政府一定要照顧，那些要用稅金。」
「但一份延展關懷愛心的工作，令到人覺得溫暖的工作，這些我覺得可鼓勵人捐助或夾錢，即自己也出一點。這是成為社會共同付出，不是用公帑。老人家年老時用政府的錢是很正確的。不過我想帶長者出去飲杯茶、睇場戲，政府資源未必吓吓有。我們帶長者出去做些活動，不用申請（資助），找到人捐助就去跟他們做一些心意的活動。」「有些工作要自己找人力物力去做。例如走去長老家中探望，這些不用政府撥款，是嗎？就算沒資源、沒人捐，也可以上門協助老人家開信讀信」
南亞海嘯後與印度兒童在重建房屋前攝。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傳承的能量 望可延續
由高中畢業開始在慈幼教書，後來入讀社工學院，畢業後在聖類思中心工作：潘志明由低做起，也曾參與不同服務崗位，至今已四十年。
有人說，潘志明是陸毅神父的「契仔」，高志慈修女是潘志明「契媽」。他本人則認為，其實不一定是「上契」的關係，而是這些長輩很容易提攜人。
雖說不會退休，但說起關於明愛的願望，他還是說了「接班」。「是持久接班的力量，不是誰來接班的問題。誰來接這問題已是低層次的。持久地接班的力量才是重要的問題。它可以讓明愛由誰來做都能夠找到服務的罅隙，讓沒條件生長的植物都能夠生長；找到位置，讓沉寂的水成為暖流。」
那你自己有甚麼願望？潘志明展現了他「愛國愛澳」、「大愛」的一面。「希望中西能以『天地人和』的角度，不同國家的人相互溝通，衝破障礙，建立共存共榮的世界。澳門能成為讓中西互相碰撞的平台，而孕育出和平的種子。」
「我認為內地現在正是困難的時期，即不是中美貿易戰的問題，而是還是困難的時期。我的願望是希望我們中國的每個公民——我們也是中國公民——每個公民能在自己崗位發揮自己的力量，懂得容納別人。懂得容納別人，我們就進步的了，差很遠的；懂得原諒別人，因為不原諒人，就冇得搞的。」
「如澳門明愛能做到些事，能成為給內地參考的服務，內地能用的服務，如去到世界各地就更好。」「如果我們做的事可以延伸到內地——不一定是我們做；如果我們的模式內地也用得着，明愛一些新的想法能給其他地方吸納然後改變，讓他們和平。」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