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覺得對衣車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是只屬於我們家的，不足為外人道也。可能是因為除了我，身邊沒有人覺得，這是值得紀念的過往；也可能是因為，相比起異鄉漂泊，顛沛流離，我筆下這段與衣車相伴的家史故事，顯得不夠激昂，寫下來，好像也沒有人記得。反正一直以來，常常只會在夜深人靜時和奶奶兩個人，一起懷念那些與衣車有關的歲月。
我總覺得，我對那段歷史的執著，是一種很奇怪的直覺，是一種很奇怪的偏好，藏在心底好久了，好希望有機會能紀念它，但是，總覺得時機未到。直到很久很久以後，在異鄉，遇見了一個演出，一個認真為車衣女工而寫的劇本，那一刻，心中快要熄滅的火種又再次被點燃：
原來，她們的故事，真的值得被記住；
原來，真的有人願意聽她們的故事；
原來，我沒有那麼奇怪。
《離下班還早－車衣記》（2019澳門藝術節，製作：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攝影：許斌（台灣）
奶奶，—個普通的婦女。衣車，這種漸漸被淘汰的手作工具陪伴了奶奶的一生，是朋友，是家人，亦是賺錢養家的工具。
衣車，陪伴了奶奶很多年。問她為什麼會和衣車打上交道，她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因為家裡一直從事這一行—— 那時，新中國尚未成立，他們家作為崖口村的外姓人，在小村子裡，經營低成本的家庭手工作坊，兼營布匹、雜貨，雖說算不上富甲一方，但也尚算小康。奶奶的童年很簡單，和家人一起看守店鋪，沒有上過學對她而言是一種遺憾，但是這樣的環境也造就了她善於待人接物、懂得察言觀色的性格。在她日後的生活中，這種性格使她得以收穫更多朋友，即便是外姓人，也能在南朗這個小鎮上被熟知，即便是在困難時期，也一樣有人願意幫助她，與她分擔。
公私合營的熱潮，在當時年少的奶奶看來，就意味著沒收了他們家小店裡的商品，而作為回報，每家都會獲得一些進入組織，進入供銷社車衣組的名額。這樣一種公有制模式持續了很多年，奶奶後來嫁給了同樣傳承父輩手藝的爺爺，他那時也就職于車衣組，作為「體制內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車衣服。那時，進入組織工作的名額十分珍貴且有限，奶奶曾試圖想要頂替年事已高的太公進入車衣組工作，但卻因為「只有女兒和兒子可以頂職，兒媳婦堅決不可以」這樣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加上街頭巷尾的妒忌議論，而被迫打消了這個念頭。
後來，文革出現了，在奶奶口中，這意味著集體經濟的意識不斷被強化，家庭經濟環境變差，根本不允許個體戶存在。那時為貼補家用，他們偷偷摸摸做雨衣到鎮上賣，用毛巾把門縫塞緊，在密不透風的房間裡，與相互信任的鄰居一起，用便宜的膠和溫度極高的熨斗狀器具做雨衣。當車衣組不到鎮上賣東西的時候，他們就謊稱自己是車衣組去擺攤，但最後，卻依舊走漏了風聲，爺爺因「開辦地下工廠」而被批鬥——沒收家裡的東西，被架著在大街上受盡旁人的冷眼。
有些年，家裡環境不好，奶奶原本在家接散工車衣已經不足以養活家的時候，就只能到工地做水泥工，這好像是她人生中不多的一次跑偏吧，不過很快，她就在公社辦的六廠（「六廠一場」是指：紡織廠、面粉廠、糖廠、紙廠、油廠、陶瓷廠、豬場）另謀了一份工作——車草帽，奶奶自豪地告訴我，當年他們車的草帽可是出口到香港、美國的呢。實際上，除了用小小的衣車車草帽以外，他們其實什麼都幹，哪裡需要人手他們就去哪裡，偶爾會被「借」到隔壁廠，蒸面餅、揀面餅。那些日子很苦，但是奶奶卻很少抱怨，樂觀和不願服輸的性格一路相隨，即便一直輾轉換工作，即便起早貪黑十分勞累，她也沒有放棄過。
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大量的針織廠、製衣廠，在南朗拔地而起，奶奶在說起這段歷史時，也越發激動。那幾年，隨著那波熱潮，奶奶和爺爺辦起了自己的華麗製衣廠，其實也就是幾個人、幾台衣車，往家裡一放，罷了，雖然最終虧本，但就曾經為紀中、一中做過校服，這也就足以讓他們驕傲一輩子了。「女生是圓領的白襯衫，藏藍色的長裙，男生是白襯衫加藍色長西褲……」這是奶奶口中當年的紀中校服，據說，當時爺爺和助手還會特意到學校給每一個學生量身，這在當時規模不大、學生不多的紀中，也是一項需要兩個人忙活上兩天才能搞定的大工程。後來由於爺爺的病，校服也就不再承包給他們了，每次說起，都會覺得十分可惜。但是仔細想想，一直忠於手工的爺爺奶奶，即便不是那時，也終有一日會被「拋棄」啊，他們的手工技藝雖好，但是機械化始終才是發展的主流，隨著紀中的蓬勃發展，原來那種量身定做校服的做法自然也要被迫放棄了。
雖然沒有機會穿上爺爺奶奶親手縫製的校服，甚是可惜，但是他們其實一直用他們的手藝讓我們這些晚輩有更好的生活。對於父輩而言，就是靠爺爺奶奶夜以繼日的裁剪車衣養大他們的，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門手藝，使他們得以穿上得體的西裝和修補過後合身的校服。對於我們這一輩人來說，爺爺奶奶則是讓我們的生活錦上添花，衣服的縫縫補補，改短修窄從來都是拜託他們的。
以前常常笑話奶奶是資本家，她說她只能算個體戶，實際上，她可能更屬於那個年代的民間手藝人吧！機械化年代，這種靠人一針一線縫紉衣服的技藝正在消失，也變得越來越可貴，現在除了他們這一群老手藝人，還堅持用衣車的，或許就只有從事高級定制行業的那些設計師了，這似乎也代表了社會的兩個極端——最頂層和最底層。奶奶的手藝在我們家沒有得到傳承，在家族中，除了遠在香港的伯母正從事服裝設計行業外，其他人已經與這個老本行漸行漸遠了，不過，連她也坦言不會使用奶奶的古老衣車，當今時代下的服裝行業與奶奶的那個年代已經相形漸遠了。
衣車，對奶奶來說，意味著太多，是她的驕傲，亦是她的一切。退休後在鎮上租了一間不大的店面，幫人縫補衣服，過著清閒的生活。奶奶的一生其實很簡單，雖然那幾十年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對於這座小鎮，對於奶奶而言，無論政策如何變動，她都只是在為了自己的小家而奮鬥，最大的使命就是呵護家人，她的經歷注定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不典型、不激蕩，但因為她是我的奶奶，我的家人，所以無法忘懷。
我在想，奶奶的故事固然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生於那個年代的婦女，又有哪一個不是為了家庭奔波勞累，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養活一家老小的呢，她們為母則剛，她們巾幗不讓鬚眉，正是因為有了她們的付出，才讓一個個家庭開始擺脫貧窮，開始邁向更好的生活。
現在想來，如果沒有了她們日以繼夜的辛勤付出，沒有那一部部放在家中的小型衣車，或許，就沒有了八、九十年代，南方地區製衣工業的興旺發達，也就沒有了後來我們引以為傲的「服裝製造廠」的地位。除了說一聲感謝，記得和肯定她們的付出，或許就是最高的致敬了吧。
《離下班還早－車衣記》（2019澳門藝術節，製作：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攝影：Lei Pui 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