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曾為家暴立案數字低「解畫」，指並非全部都涉及暴力，又表示有關蒐證嚴格。社工學者何穎賢就指出，「137」（傷人罪）沒包括精神虐待、經濟虐待等，只關注身體傷痕是否定了很多家暴的形式。又表示，家暴案件數字下跌並不值得慶祝。「外國好多經驗，有家暴法、行了公罪，數字應是上升，不應是下跌。下跌是否篩走了某些個案？」
但告不入家暴，告得入傷人，施虐者不也受到法律制裁了嗎？何穎賢解釋：不一樣，而且差別大得很。
告不入家暴 家庭繼續受傷
那有甚麼不一樣？首先是離婚。有律師就曾指出，若施虐人沒有被判「家暴罪」成立，受害人就不能以「家暴」作訴訟離婚的理由；而如果離婚不成功，意味着受虐婦女要跟繼續與虐待她的丈夫綑綁着一個關係。何穎賢指出，更甚者，施虐人會反告受害人「誣告」。「『我明明沒家暴你，做咩誣衊我家暴？現在政府都只說我傷人，不是家暴』。」有些受暴婦女的丈夫會再「玩嘢」。「好多時家暴案件中，女性經濟能力都不是太好，好多時都是用法援的律師。男人真是花十幾廿萬（律師費）去纏擾老婆。」
「有個個案，男人反告那女人誣告，甚至因為她是非永久居民，就告她假結婚。司警、治安警就不斷去查問這婦女，婦女就要不停找證據證明自己曾在院舍住過，找同事證明她老公曾經在她工作場域滋擾她，又要找小朋友學校的老師去證明個男人曾經怎樣在學校門口罵她。個女人要做埋警察角色，去蒐證去證明自己被家暴。現在荒謬的地方就是這樣。」
有一些受暴婦女就因為被丈夫反告而接近崩潰，曾企圖攬住子女一同跳樓自殺。何穎賢亦坦言，在離婚、爭撫養權的過程中，父母雙方都要找證人，子女要出庭，要證明爸爸有沒有打過媽媽，對整個家庭的傷害是二次、三次、四次。「有一個受暴婦女都講，她就像由一個氹跌到另一個氹，泥漿漿住自己隻腳。一個家暴案件可以纏擾你三年。」
「這條法例有很多保護措施，但實際操作為何會出現這麼多問題？我們有血有肉有眼淚，聽到這麼多婦女在講《家暴法》成立兩年後，她們仍面對的困境。」
社工學者何穎賢。資料圖片
成功個案少 難檢視法律
同時，當「家暴罪」不成立，許多法律附帶的措施，例如強制施虐者心理輔導等，就不能施加。除了影響婦女，也影響檢視《家暴法》。「因為都用不到，怎檢視？《家暴法》入面很多好措施都沒用過。現在兩年了，有沒有用過訴訟程序中止？都入不了罪，怎用？有沒有用過強制施虐者接受輔導？入不了罪，又用不了。有沒有用過調解？又用不了。有沒有因為有目睹家暴兒童而加重刑罰？又用不了，因為『沒有家暴』。『137』不會有這些。」
何穎賢指，要家暴罪罪名成立是困難的，也不認為調查家暴案比謀殺案更易。「但現在有些是認同了這種難，然後不去想一些辦法去解決。世界各地都在面對證明家暴是難的，要蒐證是難的，如警方都覺得難，受害人怎辦？她是最無助的時候，她信任警方，信任法律界可以給她公義，期望可以得到解決，但最終在司法上沒有。」
一些曾協助家暴受害人的義工亦表示，當罪名變成傷人而非家暴時，受害人都很會失落。「受害人經歷警方、經歷社工，更循法律途徑告到底，不很多人有這勇氣。最終只告到傷人罪，甚至只是賠少少錢，她們會不只對法律失望，對社會也很絕望。」
「她們會怎看法律？怎樣將公平這二字灌輸給下一代？其實很重要。暫時我們接觸到的受害人，沒有誰可成功將施虐者入罪，變成她們會覺得，做了很多、哭了很多、被欺負了很多，都拿不到公道。」
何穎賢亦認為，家暴案件數字下跌並不值得慶祝。「外國好多經驗，有家暴法、行了公罪，數字應是上升，不應是下跌。下跌是否篩走了某些個案？」認為家暴數字的跌幅，大家可以有不同解釋。「我們反而會問，數字下跌是甚麼原因。我們很清楚，數字是有一些指標，而我們怎樣用不同方法去演繹這些數字。一個個案是這樣，兩個個案是這樣，三個個案是這樣時，政府是否要聽聽這些婦女真實在面對甚麼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