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施政辯論正式告終，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施政辯論的目的在於加強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了解，例如解釋不同的政策，尤其未有被施政報告所提及的，「例如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公務員制度的改革，但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就在答問時提到會取消195職級，這算是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增加了一點資訊。又或是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所提到的優才輸入，雖然很富爭議性，但起碼政府多了一項新政策，所以從溝通的層面來看是好的。」
但他亦指出，今次的施政辯論反映出一個本澳歷史悠久的問題，就是各個司、各部門合作的問題，當議員問起一些在政府內部缺乏足夠討論的問題時，不同的司長就會以不同的角度來回應，導致社會質疑政府為何沒有一致性。這種情況完全反映出政府多年來司與司之間的聯繫未夠強，「非法旅館刑事化、的士車廂錄像的問題其實只是小插曲，亦不是今年才發現的問題，但是正正就是這些問題，再一次顯示出政府內部的合作仍然是十分不濟。」
事實上，有不少公共政策都需要到多個不同範疇的部門一同協作才能成事，例如民防、飲食牌發牌等，而近年政府亦成立了不少的跨司、跨部門小組，但是跨部門機制是否有效？卻一直遭到社會質疑。余永逸指，政府各部門間口徑不一致並非最大問題，更重要的是當每一重政策牽涉到不同範疇時，跨司、跨部門如何運作才是重要，「究竟他們有否研判跨部門如何運作？還是部門只做自己範疇的事？這就是死症，無法大力地提升公共行政的成效。」
「就如非法旅館的問題，雖然他們現時展示出不同的見解及意見，但問題是未來如何理順這些差異？有什麼手法可以使用？是否成立一個跨部門委員會或小組去研究非法旅館的問題？當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司就可以處理到的時候，你如何去處理？這是需要去面對的重點問題。」
面對跨部門協作機制的不濟，有意見就認為身為政府首腦的行政長官應對此負起更大責任。余永逸笑言，從政府的架構來看，行政長官的責任是「走唔甩」的，但若政府所有的事都要由行政長官牽頭，「基本上你可以想像到擔任行政長官的人需要有超人的能力。」
他認為，短時間內由行政長官拉動各部門間的合作是需要的，但長遠而言如何構建跨部門合作的文化及制度？這會對於各部門的發展有更深遠的影響，「若我們期望所有事都由行政長官領導，這是不切實際，也是不能持續的，制度上應要有一個文化來牽動不同部門的合作，才是長遠、重點的發展方向。
「億億聲」公共工程獲得市民「同意」？余：應有優先次序
另一方面，施政辯論其中一項最受社會關注的議題莫過於公共工程的進度及預算，近年本澳「億億聲」公共工程不斷增多，雖然當中有不少都是如公屋、交通等涉及重大民生事務的工程，但也不缺如大賽車主題博物館、新中央圖書館、中葡商貿服務大樓等豪花工程。社會普遍質疑這些工程興建的理據何在，批評工程浪費公帑。而官員竟以「獲得市民同意」為理由作辯解，令不少市民都感到憤怒。
余永逸坦言，只要工程未有傷害市民利益時，市民通常都會同意相關工程及預算。但公共工程涉及到「機會成本」的問題，當資源有限時，就「做得一樣做不到第二樣」。他認為，政府理應將所有工程分清優先次序，「不能一刀切，應釐清在一個時間用多少資源做一件事，用多少資源來做其他的事，這是社會的共識。」
「政府說市民有需要，市民當然會說有需要，但要排先後順序時，究竟哪一件事需要行先？優先次序是什麼？我們值得花多少錢在公共房屋？花多少錢在旅遊資源的建構？政府似乎沒有回 應此事。現在的論點是，社會並非不贊成重修賽車博物館，也非不贊成活化舊法院，問題是要花多少資源來做這些事？不要混淆概念。」
究竟優先次序應如何訂定？余永逸指，政府理應向社會交代，將來會有多少人使用這些旅遊資源？如果花許多錢在旅遊資源時，對於經濟的帶動或貢獻會有多少？他認為，社會不懂豪花8億元的大賽車主題博物館是否值得，值不值也是一種主觀感覺，但應有更客觀的方式來評估，「若是說多少億元才能做，就很容易跌入一個陷阱，因為社會不懂區分有多值得去做這些工作。」
另一方面，余永逸亦指出，面對具爭議性的公共工程項目時，政府往往都會先提出一個方案，若無人反對就會推動，有人反對或在足夠多人反對時就不推，這反映出政府制訂公共政策的態度，也是現今政府的文化，「問題是，每次推出這些工程或政策時，政府都要同市民打架、打仗，每次都會令許多人不高興，甚至部分人不是反對政策，但是見到政府霸王硬上弓，提出了就一定要做，若每次都要市民去反對你時，這對政府的威信會造成很大的傷害，令市民愈來愈不信任政府，令政府失去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