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什麼做規劃？廣州的社區規劃師芮光曄的答案是：為了空間的使用者。這信條亦成為她和同學兼拍檔黃潤琳之後所做的計劃的核心。「參與式規劃其實就是一種溝通，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如跨越不同領域的專業者，村民都可以與他們有知識體系的交流，甚至生命之間的學習。」
「還有如何整合不同的公部門、不同的專業者，居民中又有不同的群體要跨越，我們如何創造持續的溝通，常態化溝通，最終使大家共同的需求都可以滿足，哪怕價值觀不同、利益相衝，但仍可以做一些可以共同往前走的事情。」
廣州項目，二人亦努力連結居民，了解他們的想法。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逐步努力 豈料胎死腹中
廣州社區規劃師黃潤琳。
另一社區規劃師芮光曄。
今次的分享會他們就憶述了兩個案例、其中之一是2017年初，開發商委托的一個項目，內容是評估珠海唐家灣鎮一個古村的遺跡並研究復原方案。「那裡傳統的肌理還是保存得很好的，有一些老舊建築、雕樓和池塘，是挺古撲的村落。我們當時從復原研究開始，先調研再設計，研究文化利用的可能。」調研是要先去了解村民的生活，他們沒有使用問卷，而是以聊天的方式，然後做了故事分享會和小旅行。「聊天的過程是跟他們建立關係，也是刷你的存在感，減少對我們的介心。」芮光曄說。他們當時辦了一個故事會用來收集資料，收集後又辦了分享會，然後又辦了一次小旅行，把當時故事中所發生的生活空間走一遍。
「其實是我們想讓村民帶我們去走一走，邊走邊講那些故事，檢視實際的空間，但我們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這個小旅行辦起來的門坎非常高。你看照片好像挺熱鬧，但事實上只有一個村民陪我們走下來，其他村民未到一半就都走了。」雖然如此，但所幸目的還是達到了。
這次活動後，他們把村民提及的空間地圖打了一張底版出來，拿去跟村民討論，請村民告訴他們原來的空間的模樣，村民一邊說他們就一邊用泥膠在現場做出模型；最後他們根據這個模型還畫了一張歷史復原地圖，拿給村民確認。但經過一大輪功夫後，委託他們的甲方卻突然說因為相關項目進度延緩，需要暫停。
用日曆傳承故事 在狹縫中求生存
項目被叫停的最大問題是：要怎麼跟村民交代？ 「我們總要想個方法把這些事情結尾，不然跟人家開了個頭就突然消失，這樣多不好。」終於他們想到將村民的故事放入日曆中。「我們做了一個村民的參與日曆，把很多村民提及的以前的節慶、一些很熱鬧的活動，或已經消失的食物等放在日曆裡。既然沒有辦法用空間來呈現，那至少可以用一個文創的方式來呈現吧。這個做法也是參考我們在台灣曾看到宜蘭每年都會有介紹自己社區特色的日曆。我們就把之前聽到的村民故事畫出來，做成這樣一本日曆，過年時送給村民。」
「這算是一個結束。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狀況，我們要懂得在狹縫中求生存。」
黃潤琳補充說：「日曆的內容選取了與他們公共性相關的一些事件。這條村雖然很美，但在解放後及文革中，很多傳統的公共活動全部停掉了、失傳了，透過這個日暦我們希望留下一粒種子，送給他們在春節時跟自己下一代一邊看一邊說，但有沒有可能促成他們有更多公共的想像，甚至行動，這個我們也在觀察。」
打破隔膜 促進表達
雖然最後沒在這古村做到「參與式規劃」，但芮光曄和黃潤琳表示，還是累積到很好的經驗，為他們處理廣洲另一個社區的規劃時，開始了另一番局面。黃潤琳表示，那是一個工程項目，沒有任何經費去專門做參與式規劃這件事，也無人要求過要做，純粹是他們很想做「參與式規劃」；希望不同權力關係、性別、年齡的人士，都能在這「參與」過程中得到溝通和共識，包括最開始時如何去制定一些協作的機制，到後來的運營、如何自我管理等。「我們更關心的是這個空間做出來後，如何可為人們帶來更多實質的影響，這才是我們使用參與式規劃的目的。」黃潤琳說。
由於項目尚未完成，所以可以公開的細節不多。他們表示，第一期工程是危房搶險一類。他們接這個項目時，第一期的設計差不多已交出去了，所以他們主要的參與是在第二期，而比較幸運的是這時政府提出除一些基礎工程，如重整路面、電線等，也提出想做歷史文化傳承，使公共空間有更大的活化。
兩位規劃師落力與各方打好關係，村裡一有節慶也落力地拿著相機跑前跑後，全程追踪，但村民卻不太搭理他們，就連一個正眼神也沒有，直至經過近半年和村民的相處，他們與村民才比較熟絡。黃潤琳說，這個地方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政府拆遷，但都得不到成果，所以居民與政府之間及對外人充滿不信任與緊張。他們了解到村民最主要的矛盾，在於政府始終不肯出來溝通，所以更主動去就公共空間的一些具體需求去徵集大家意見，如把廣場的設計與當地唯一剩下的一間祠堂放在一起討論。
廣州項目，二人亦努力連結居民，了解他們的想法。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黃潤琳表示，這是一個多姓村，村民對祠堂十分重視，雖然祠堂只屬其中一個姓氏，但他們邀請了不同姓氏的族老一起來討論。他們先詢問村民以前祠堂的歷史，再談到祠堂用途，慢慢展開公共性的討論。及後也在菜市場與另一場活動中，準備新的展板收集女村民及年青人的意見。
「首先我們把與歷史相關的記憶梳理清楚，把大家所重視的、念茲在茲的東西寫下來，之後我們重新做成大的展板，放在公共空間中，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們發現，只要給予機會，村民其實是可以說出很多事情，不只是一個空間設計的意見，對未來真的有願景，會提出很好的想法，即使看來好像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但因他真的生活在那裡，真的關心那個地方，所以是最有感受的，只要有機會，都會有好多表達。」
相片徵集 由居民策展
「在交流的過程中，村民都好投入，然後有人開始說：可惜現在沒有相片，以前這裡真的好靚！聽到這句話我們就開心了，因為我們很早就想做照片徵集。」黃潤琳說。
「作為一個專業者，一進去時已有初步的判斷，知道這裡是有非常豐厚的歷史文化，我們好希望以此為動力帶動村民；我們一直忍住，不說什麼也不辦任何展覽，直到老人家自己說出來，還有年青人也認同的時候，就不再是由我們外人去硬塞給村民，（因為硬塞）一定會引起抗拒，所以我們希望是他們自己感到有這個需要，自己提出才行，等到他們的心理動力足夠了，這時候我們就說：那我們一起來做個展覽吧！不是我幫你做，是我們一起來做。」
會同古村項目雖未成功，但兩位規劃師仍吸收了不少經驗。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展覽是要回應社區的動力，所以佈展也是和老人、年青人一起做，採用了最方便的方式，只用一條繩加幾個夾子就完成，下雨時還可以馬上收走。由於方便，後期發現展覽已變成村民自己在操作。展覽設在當地老人家聚集打麻雀的地方，當大人帶著小孩來看照片時，喜歡回憶舊事的老人往往會主動講解，過往的地方故事把三代人自然連結；展覽常有變化，如相片位置有微調等。村民不論年齡、性別都喜歡來看，包括之前較少接觸到的女性、小孩與外來租客等人群。大家在這輕鬆的相片展中展開討論。這正是兩位城規市想創造的一種文化自然傳承的狀態，不是從上而下、從外而內地硬塞給村民，而是喚起幾代人對地方的認同感來一起保育。
「在這一年中，我們見到村民好多心態上的轉變。」尤其令黃潤琳感動的，是那天看到平日和氣細語的老人去村中進行拜祭，在最後離開時，突然舉著旗幟聲如洪鐘地說：「子子孫孫，身體健康；家家戶戶，幸福安康。」透過參與式規劃的介入，主動性、公共性開始出現在村民的身上。「村民還突然開了個微訊群組，開始講自己的事情，開始提出自己的需要。」接下來，工程項目會開始施工，他們會與村民一起監工，還會一起做口述歷史計劃。
參與是一種溝通 一種價值
媒體也開始關注。在廣州市內還有很多老房屋，沒有設計師去幫手，現在這條村成為了一個示範；參與式規劃的成效有媒體報道，開始引起公眾注意。
「參與式規劃其實就是一種溝通。」兩位城規師如是說。「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如跨越不同領域的專業者；村民可以與他們有知識體系的交流，甚至生命之間的學習；還有如何整合不同的公部門、不同的專業者，居民中又有不同的群體要跨越。
我們如何創造持續的溝通，常態化溝通，最終使大家共同的需求都可以滿足，哪怕價值觀不同、利益相衝，但仍可以做一些可以共同往前走的事情，到最後，要達到『可持續創新』的目標，就是專業者要退出。我們是不會永遠留在那裡，我們要退出，但退出後這個地方這些事情仍可以自主地延續下去，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參與式規劃其實不是一個魔法，也沒有特定的公式；對規劃師來說，甚至不一定要用空間的手段，也不一定要是這個領域的專業者才能做到——它更像是一種內心的價值觀，做到幾多無所謂，只要去做，慢慢就會滾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