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澳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捲起一場激戰，二十多組出盡奇招爭取選民支持，一隊由全新臉孔的五人組合，走「中間路線」的傳新力量異軍突起，在有限的資金和時間裡，最終他們以7162票的成績高票敗選，成為選舉中的「滄海遺珠」。然，在這場選戰，他們亦建立了自己論政風格與形象，當中，在選舉的電視辯論節目，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除了出口成章的第一候選人林宇滔之外，站在身旁那位能言善辯的甄慶悅同樣搶眼。事隔一年，作為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的甄慶悅，回頭再看走過的路，怎樣的由記者一個轉身走去參選立法議員？
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
記者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甄慶悅，參選前就有十多年記者生涯的經歷，也是一位實名落款的評論人，亦即係資深傳媒人。再此前，他有著不同的身份，曾是澳門乒乓球男單冠軍﹑做過公務員；甚至差點就進賭場做了監場。
話說，甄慶悅是澳門大學經濟系出身，畢業時正值上個世紀末，澳門經濟尚未起飛，那時候他還不急著找工作，決心專心練習，繼續代表澳門出征亞運的乒乓球賽。之後他與許多社會新鮮人一樣，準備投身薪資高的娛樂場做監場，卻在舉腳踏入門時，旋即自我反思到工作意義的問題。「那時做了兩個多月的監場，訓練時期已經覺得不太對勁，我讀了那麼多書，為什麼要站在這裡看別人賭錢?難道一世人就這樣過嗎?」甄慶悅笑言，當年「搏炒」後就開始看報紙找新工作。
以前在報紙刊登的招聘廣告，選擇少也沒多說明工作內容，誤打誤撞之下他便去信應徵某大文化機構的文員一職，豈料到收到通知去面試時才知道是《澳門日報》聘請記者。他表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面試官即場要求他撰寫一篇關於體育賽事的文章，交稿後他向對方坦言，自己雖以讀寫中文長大，但澳大授課全是英文，大學畢業幾年來經常執筆忘字，文章中如有錯字亦希望對方諒解。「我未有受過新聞相關的專業訓練，又不懂攝影，做記者不是看報紙勁就得，那時特意去書店買新聞寫作﹑評論和攝影入門的書籍，看完這些書才去上班。」
小城的傳媒入行，大多都沒有正規和系統性的培訓，更多地是前輩手把手的傳統教學。踏入《澳門日報》做體育記者，不單要有生動活潑的文筆，攝影技術尤其重要，甄慶悅也慶幸初入行時同事的悉心指導，前輩都會即場為他修改文稿﹑甚至帶他到活動現場，親自教導如何拍出好的照片。「當年還在用菲林拍攝，要拿回去自己沖洗，他們便會拿著底片點評相片的好壞，我就在過程中不斷學習。」
有趣的是，那時候的甄慶悅還會代表澳門到世界各地參加各類型的乒乓球賽，具有特別的雙重身份，既是參賽選手，亦是報道戰況的體育記者。「以前大多都是在寫自己的隊友比賽戰況，最有趣的是報道自己。新聞會寫著『本澳球員甄慶悅嬴了誰﹑輸給誰…』，下半段就寫『甄慶悅表示…』，結果記者也是甄慶悅，圖片又寫上本報記者慶悅於某國圖片傳真，整個版面都是甄慶悅，朋友看著也覺得很好笑。」還有，甄慶悅記得剛入行的時候，正值澳門回歸前夕，他被安排的第一趟出差之旅，就是與兩位同事前往黑龍江，參與當地舉辦慶祝回歸的全國單車比賽。「當時是作為傳媒組去參賽，烈日當空下踩了10公里，辛苦得不得了，踩完還要做報道，不過回想起來也算是完成一項創舉。」
轉換跑道更能看清自己
直至2003年，甄慶悅身兼兩職後放下所有，看到政府部門在招人，便開啟為期三年的公職生涯。「始終我讀經濟出身，做體育記者雖然好好玩，也學會了很多東西，但我也想轉變一下環境，剛好教青局請人，考到就去做了。」甄慶悅說，這短短三年可說是真真正正知道公務員體系是如何運作，不入官場是不會知道當中到底存在著什麼問題。「做記者永遠都學不會那些事。坦白講，事隔十多年，現時的公共行政體系與我當年相比，完全是一樣的，甚至比以前變得更差了。」甄慶悅覺得公務員體系會令到很多有心做革新改變的人被處處為難，做下去只會與預期的差距越大。
當中事例，以往做記者的時候，他總會希望政府能夠投放多些資源，給予青少年出外比賽，開闊眼界的機會。但是當他進入公職為這些青少年爭取的時候，繁瑣的行政程序令他十分洩氣。「因為我在教青局是負責學界體育相關事宜，主要面對學校和青少年，做了公務員才知道事事由名單到預算各樣細項都要經過冗長的行政程序審批，久而久之便萌生一種念頭，『唉為什麼要去呢?那麼麻煩不如不要去吧。』想要推動一件事其實會牽涉太多，做得越多反而會變成困擾。」甄慶悅尋思，角色轉換後，產生的想法已經與自己做人原則相違背，不能再這樣下去。
就在這時，適逢《澳日》向他拋出橄欖枝，一拍即合之下便重投舊東家的懷抱。
甄慶悅於2008年到北京採訪北京奧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回到《澳日》，甄慶悅接觸的依舊是體育，完成2006年的葡語系運動會，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其後，便轉到政治線，工作內容離不開政府﹑立法會﹑行政會等，而這條線，他一做就做了近八年。「當初讀書在一些金融公司實習時，訓練第一件事就是看報紙，所以一直都有關注澳門時政，加上自己做過公務員，轉到政治線其實並不怕不適應。」甄慶悅認為，無論你是跑哪一條線的記者，其實對社會都會有一定了解，很快就可以投入角色，況且澳門街圈子不大，只不過是受訪對象的身份有所不同。而當過體育記者的他，生猛活潑的文筆亦為枯燥無味的政治新聞添上不一樣的感覺。
每份工作總會遇到一個瓶頸時期，當在《澳日》已經做到相當的職位，寫過大大小小的新聞報導和評論，甄慶悅開始思考如何再有突破。「一篇有質量的評論稿並不像新聞報道，是需要花上一兩天時間才能寫好，假如繼續做下去，平時需要安排同事工作，自己又要跑新聞，再寫評論的話，太辛苦就很難達到預期想要的效果了。」其實他也知道，順應澳門媒體傳統的晉升概念，達到一定的資歷便可能被調任為編輯，甄慶悅自認個性外向，適合前線記者般具創造性和自由自在的工作模式，比起編輯夜夜凌晨進行看版把關的工作，他更傾向於繼續寫作，同時也能照顧到自己的家庭。經過深思熟慮，他還是與《澳日》「和平分手」，嘗試轉換新環境從事其他工作。
沒有傳媒的身份，甄慶悅依然署真名寫評論。與此同時，計劃離開工聯的林宇滔找上了他，眼見社會發展不健康，想要突破門戶界限的兩人理念相符，傳新澳門協會就此誕生。「現在社會分成兩極，不是只說支持就是全然反對，世界並非只有黑白，中間應該存在多元。」他們希望將協會定位為「務實理想主義者」，有理念也要講求實踐，甄慶悅直言，在現實的社會情況下，有些事必須因應現實作出妥協，又或是從另一個角度提供資訊和意見，共同去推動社會向好發展。
當傳新澳門出現後，很多人都覺得他們是一個走「中間路線」的社團，但在於甄慶悅看來，用「第三路線」來形容傳新更為貼切。以將在明年一月成立的市政署為例，協會的態度是希望諮詢委員會能夠加入選舉成分，顯示公民參與度，「你問我是否一開始就全部委員都由選舉產生呢?我們又覺得未必做到，皆因反對聲浪不斷也是無法推行，倒不如循序漸進，一步步去走到大家認為最理想的狀態。就像立法會﹑特首普選一樣，我們想去爭取，但不是今天說想這樣做，明天就能達成，是大家要找一條路去行，並不是只提口號。」甄慶悅道，他們的理想不過是想吸引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匯聚這份力量，找到適合澳門走下去的路，一起去開拓，而非各有各說。
甄慶悅於2017年伙同林宇滔等人組成「傳新力量」參選立法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意料之外的參選之路
傳新澳門協會的出現，引起不少人猜測社團的成立是志在參加立法會選舉，甄慶悅坦言，事實上協會並沒有強烈的意欲去參選，「一個新興團體，說真的沒什麼知名度，如何去選呢?如果目的是為了參選，也與我和林宇滔的理念相違背。」當身邊的人都鼓勵他們參選時，最終決定站出來的原因是效益問題。他指，新社團想要建立社會知名度，可能要耗費三至五年慢慢堆砌，別人才會關注到你；想要更快地讓大眾認識傳新的理念，立法會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不過參選的策略﹑人選﹑宣傳都不是易事，有別於大社團，五位候選人的名額都要精挑細選，代表傳新出戰的林宇滔﹑甄慶悅﹑韋浩風﹑談詠之和謝伊琪，也是很不容易才誕生的組合。「不論資金還是出謀獻策，都不乏一眾親朋好友的支持，但對澳門人來說，願意為新社團出樣又出名，這個挑戰未必每一位都樂意。」甄慶悅笑言，光是印多少份宣傳小冊子，和林宇滔已有「拗撬」，「阿滔是讀環保出身，他是提議不印小冊子，使用電子版或者普通影印就算，我說小冊子是基本的宣傳工具，怎能不印？」一萬份的小冊子，五人踩單車入區派傳單，清新的宣傳手法成功吸引市民注目，他們的政綱猶如一條八爪魚，以解決社會整體問題為主軸。「參選時很多人建議我們應該面向中產路線，我們其實在選前已經覺得不用分得那麼細，我們在各自熟悉的範疇內打滾多年，圈子裡面的知名度是有的，但在社會上未必有太多人認識，倒不如大家繼續做好自己的本份，面向社會總體去做。」沒有特定的服務群體和對象，不以階級界別去細分，有問題就去提出。甄慶悅指，政綱沒有說要為基層爭取每年派九千，也沒有說要爭取養老金同維生指數掛鉤，更沒有說要解決青年置業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清楚知道總體規劃不做好，是無法解決個別問題的。「競選辯論時，關偉霖(別組候選人)說我們政綱沒提到有關經濟的政策，我是生氣地反駁他，我敢說經濟範疇的政綱比其他組都要多。澳門存在的各種問題千絲萬縷，要怎樣真正扶助中小企，怎樣去穩定房屋供求，怎樣鼓勵創業有成效，都要從整體去考量和著手。」經過「落街」交流和多場辯論，他們五人對選舉越發有信心，起初預計只得三千票左右，後來慢慢評估機會仍是有的，「越做到中後期是越有信心，當時有信心應該能夠將阿滔推入議會，最後結果揭曉，以勝負之分我們是輸了，是會不開心；但我們沒財團﹑沒背景，首次出戰就獲得七千多票，其實覺得好滿意，心入面已經羸了。」
堅持初衷走以後的路
正所謂「男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踏入四字頭的甄慶悅笑言不會再轉換環境，現時除了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一職外，憑藉過往多年的傳媒經驗，開始接觸一些品牌宣傳的業務工作來維持生計，生活事業均漸上軌道穩定下來。「以前在《澳門日報》當副總採主，要構思題目和分配工作，跟現時的工作類型差不多，辛苦在要同時兼顧很多東西，有時還要接受媒體訪問對熱門議題的看法，無論如何事前都要做些功課。」他續道，即使受訪前已經對政策進程有一定的了解，也要更新數據和政府回應等資料，聊到民眾質疑政府部門架床疊屋﹑諮詢機構的組織和實踐成效﹑《民防綱要法》等見解，甄慶悅滔滔不絕，正因如此，身兼多職的他最愛的還是評論人這份「工作」。他說，「我不想用時事評論員這種稱呼，有個『員』字感覺是一種僱員，一定要做此的，我覺得用『評論人』比較合適。其實當記者時已在寫評論，我一直認為記者初階是寫新聞，寫到一定程度就不應再停留寫新聞的階段，要學會找問題﹑先分析﹑寫評論﹑提建議，才是一個完整的成長歷程。」甄慶悅開玩笑說，做記者有機會接觸各行各業，閱歷比別人多，人脈比別人廣，想要轉型相對容易，內心卻總會感覺差一點；記者手裡一支筆，便多了一種使命感，不習慣循規蹈矩，一旦遇到無道理的事，就能夠靠文字發聲。
甄慶悅有感，撰寫的每一篇評論，從來未被報館攔截，不存在別人誤解的自我審查，自由執筆的感覺真好。可能翻閱評論的市民不多，但作為當權者的政府領導層，他們必定會看，不論是任何一間報館的每篇評論，當權者都需要知道，所以多少都會影響到政策，就像當初的永寧經屋，因一房一廳的T1戶型入住率僅得三成多，令不少人質疑政府的公共房屋規劃中，T1戶型數量過多，「當時我向房屋局拿資料寫了一篇特稿，之後所有傳媒朋友都很配合，向政府提出這項質疑，確實是戶型分配不對。」經過媒體和議會的各方壓力，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承諾日後公屋考量以T2戶型(兩房一廳)為主，他認為，這就是一篇文章的作用，即使未能推動完善整個政策體系，至少能夠提出問題，讓社會共同去關注和解決「惡症」一椿。
「就算沒有記者的身份，我也不會浪費多年來在新聞界累積下來的那種見解，我都會照舊用真名去寫專欄評論，關心社會。」甄慶悅只希望盡自己所能，未來能為社會提供多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