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便為回歸二十年的澳門，雖被評定為世遺城市，但除了一些已被評定的文物建築外，政府對其他同具歷史價值的舊建築卻少有關注，甚至不惜為求達至發展利益而大刀濶斧，就如兩年前，為了興建引起強烈爭議的傳染病大樓，而把正常使用中的兩棟百年灰色石屋拆毀，已經形成難以抹除的歷史污點，現在，更大的破壞還要繼續發生。
2016年，以興建新的傳染病大樓為名，政府不理民間強烈的反對聲音，迅速清拆兩幢具建築特色、正常使用中的百年石屋。
回歸以來已爆發出不少的保育事件，其中愛都與新花園，就是當中令人矚目的一項。有關這兩個地方的保育爭議，始於2015年夏天由社文司推出的「愛都諮詢」，當時政府大力推動的方案就是要拆毀愛都和新花園，「建成包括澳門演藝學院在内的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近日，政府終於公佈有關設計方案，除了設計費是天價（接近五千萬），新設計就是把舊愛都酒店及新花園泳池全部拆卸，重建為不具迫切性的「塔石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整個設計沒有尊重對原建築的歷史脈絡及背後文化底蘊的保育，只為迎合政府當年力推的方案。
近日政府所公佈的新設計圖則，圖中可見，原有的愛都與新花園已被完全拆除，根本沒有所謂保留立面，圖中也不復見原有壁畫的所在。
拆掉建築清除地方認同
一個完全被拆掉再建的建築，即使當中有使用一些原有的建築元素（「保留原愛都酒店立面元素」），還可算是「保留」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也根本不是什麼「取其精髓」，任憑政府和設計公司運用語言偽術，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認為最值得保留的是整個地區的和諧氣氛」），如何前後矛盾無法理解（文化局代表王世紅又重申，壁畫是「原址保留」，只不過是拆卸再移動到合適的地方放置），皆無法洗脫其摧毀一棟深具保育價值建築物的罪名，新建的建築物再怎樣模仿改裝也不可能會「作為澳門居民的集體回憶」，因為回憶是由各種真實的生活痕跡所組成，不是只憑事物的外觀就可塑造。這樣的一個設計方案，完全沒有為發展與保育作出任何嘗試平衡的企圖，不是重建，更不是活化，只是推倒新建。
把原有建築推倒後再建任何新建築都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本不涉任何維護的難度，新建築或許有其功能卓越新穎的優點，但為何要以推倒兩座歷史建築為代價？而不是把它建在其它更有需要的社區，或更具發展潛力的空間之上？隨著愛都和新花園同時倒下的，還有整個社區的歷史和原本凝聚社群的集體記憶，許多還未來得及記錄就被抹走的，也就是政府常說的「地方認同」和歸屬感，同時將被生硬切斷。
大花公帑不符實際需要
政府公佈中指出「至於現時的新花園泳池亦將拆卸，日後改建為全屋頂泳池，會有電動的活動天篷，可以全天候使用。」到底是什麼人需要這樣的泳池？有何迫切性？為何要把基本設施完好的原有泳池拆毀，花費大筆公帑是為了什麼？這樣的功能改造為了符合何種社會需求？
最後，回到一直最令人不解的問題，為何不惜與周邊原有的青少年設施功能重叠而要在塔石興建「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泳池、活動中心、演藝學院、籃球場等，為何不建在人口密度更高、更多青少年有需要但又一直缺乏此類設施的社區如石排灣、黑沙灣、筷子基之中？或者更具土地資源的新填海區？政府為何一意孤行，一再資源錯配而妄顧其它社區的民眾福祉？政府口中的「青少年」是哪些人？被政府一直拿來作理據之一的演藝學院，雖然的確是有空間不足的情況，但有關研究已顯示，即使現時的新建空間也不足以應付其發展趨勢，那麼，為何不及早考慮其他更適合的方案而一定硬要塞進不適合的空間之中？在種種無法解釋的疑團之下，愛都爭議就只讓人看到一場精心策劃的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政績工程，而所謂的受眾，根本子虛烏有。
民間保育的成果
看到澳門政府的強勢操作，想盡辦法扼殺兩幢歷史建築的做法，無法不使筆者聯想到剛到香港參觀過的「大館」（前中區警署建築群）。今年五月開放後即成為熱門打卡地點，一進去不禁被那三面包圍的十多棟建築震懾，維多利亞建築的整排白色陽台與吊扇，廣場上有巨大健壯的芒果樹，紅磚牆大樓內各項細節均獨見匠心，投資38億港元進行保育維修及營運的馬會聲稱「每一個房間均以最仔細方式進行工程，盡量以原裝物料修復，非不得已才用上新造材料」。筆者前往的那天是星期日，遊人如鯽，老人小孩把每個展廳擠得水洩不通，空間之美加上用心的經營，對歷史的珍視與對當代藝術的結合，大館無疑是一項相當成功、廣受大眾歡迎的歷史古蹟活化工程。
香港大館（前中區警署）
然而，翻查資料，這令人艷羨的保育案例絕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即使政府早於1995年便列此為法定古跡，卻一直延至今年才正式對公眾開放，這當中漫長的年月，發生了多次民間與權力機構之間的保育拉鋸戰，大館是香港「回歸後第一個催生本土保育運動的文化遺產。」[1]作者黎廣德感概地說：「今天大家看到大館近乎原汁原味的保育工程，兩座新加建築物沒有喧賓奪主，F 倉得以保留，絕非偶然的成果。」詳細的保育過程，可以參看資深保育人士黎廣德所撰寫的《大館重生：公民覺醒的歷史見證》（刊於香港《明報》世紀版2018年6月5日）及其它相關資料，你會發現，每一個階段的決策中，公民參與的重要性，一個歷史古蹟的保育，背後要考慮的不只是建築維護或空間的經濟效益，還牽涉到與社區的關係、人們的記憶等核心的文化價值。
他在文中提到：「大館保育運動奠定了幾項特質：重視實證研究、強調社區參與、結合民間專業人士制定另類方案，均成為提升倡議能力的重要元素。」這幾點正正就是在愛都保育中民間極力爭取，而政府完全漠視的。
這段保育的艱辛歷程，在大館內似乎沒有怎樣提及，只展示了殖民時代司法機關的工作花絮、街坊回憶、老店人情等社區故事，雖然很多老店故事陳述出眾，展覽也有細節，可說是成功地把中區警署與中環周邊的社區生活連結起來，但其略過之處也顯示出，一個地方的歷史如何論述，實是各方協作之下的產物。
因此，作者仍不忘在文中最後提醒讀者：「歸根究底，保育運動是一場城市願景角力賽，針對為何發展和為誰發展的根本問題挑戰主流價值。」
任何一種成果都不是天掉下來的，保育就是一場公民覺醒，只是它的代價太大，而且不能逆轉，不知道還要有多少的失去，這場覺醒才會到來，而到時，我們的城市又將是何模樣？下一代又將看到一個怎樣的澳門？
[1]摘自黎廣德《大館重生：公民覺醒的歷史見證》，刊於香港《明報》世紀版2018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