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欲透過新設「虛構社會預警罪」加重對造謠行為的處罰，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表示，雖然風災期間本澳曾經出現過個別謠言，但情況不算嚴重。又認為既然現行《刑法典》已對造謠行為有清晰界定，只要當局對於相關法律條文作清楚解釋，並加強宣傳，已可對打擊造謠行為起到一定效用。但當局企圖在進入緊急狀態期間對造謠行為加重處罰，反而會適得其反。
甄慶悅指出，縱觀「天鴿」風災期間的情況，轉發謠言者未必是要透過謠言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損害他人、社會以造成混亂，「而係希望透過轉發令多啲人知道呢件事，或者可以透過轉發嚟救人一命，咁同相關法律條文所規範嘅情況係完全唔同嘅。」
甄慶悅亦指，在面對謠言的情況下，一般市民是很難去查證的。憂慮當居民明知造謠行為的刑罰十分重，亦無能力去分辯所有訊息的話，就不會再轉發任何訊息，連帶由官方發出的民防訊息都不會轉發，「你經常話要優先傳遞官方訊息，你都難保有人會冒充民防中心發訊息喎，佢都無辦法分辯。係咁嘅情況下，居民只好明哲保身，乜都唔轉發。咁樣就會造成最大嘅危險，就係連政府希望居民知道，希望可以廣傳、安身保命嘅資訊都唔會轉發，咁就會損害救災工作。」
他認為，政府雖然有必要打擊造謠行為，但不能將處罰無限拉高，否則新罪名所造成的傷害勢必增大，「咁係唔值得嘅。」又認為既然現行《刑法典》己有相關條文來處罰造謠，其實只要解釋清楚法律條文，定義好造謠行為，加強公民教育就已足夠，「一年徒刑其實已經係相當重嘅處罰，做好佢就夠，仲要再另加一條罪，根本就唔符合效益。」
強調傳媒社會責任 甄：政府對傳媒天職不理解
諮詢文本的另一個爭議點，在於強調傳媒協助傳播民防訊息的社會責任。本身是傳媒人的甄慶悅就反駁文本所指，傳媒的社會責任在於監督政府及社會，以及報道社會上重要事件，在災難之下，所有有能力、有資訊的傳媒都會報道與民防相關的訊息，「呢個就係傳媒嘅特性，係唔需要懷疑同強調嘅。你要係其他法律入邊強調社會責任，我就會覺得明顯係劃蛇添足。」
甄慶悅強調，《出版法》第4條第一款規定「出版界思想表達自由的行使，不受任何形式的檢查、許可、存放、擔保或預先承認資格等限制。」但當《民防法》同樣存在規管傳媒的條文時，「究竟我跟邊條法律好？《民防法》話如果傳媒唔合作，負責人就要負上加重違令罪要坐監，但根據《出版法》，我係完全有新聞自由，以及必須要報道。中間究竟要點樣平衡？所以我覺得，根本係唔需要再多此一舉嘅。」
他亦認為，政府今次的立法取態，可能在於政府對傳媒行業的天職並不理解，更瀰漫著一種抗拒的心態，「其實天鴿期間，做傳媒嘅人並唔係唔盡責，傳媒希望報道最新最快嘅訊息，只不過係政府提供唔到，而唔係傳媒唔想報。」
治「亂世」要用重典？甄：民防不因加重罰則而改變
事實上，在當局就《民防綱要法》展開公開諮詢時，就已有意見批評文本內容存在過多罰則，反觀在規範政府在民防期間的行為的條文則略顯空泛，亦有意見批評當局對民防的態度是治「亂世」用重典。甄慶悅認為，所謂《民防綱要法》，正正就是要規範政府在民防期間的協調及責任，但文本內容卻偏重於針對市民的行為，「重點變咗係罰，明明係民防，點解要整一條造謠罪出嚟？明明係民防，點解又要賴落傳媒度？」
甄慶悅指出，民防、救災並不會因為當局加重罰則就會帶來改變，而是建基於社會的公民質素水平，他舉例指，「天鴿」風災期間社會的表現相當好，有不少居民願意走出來擔當義工，而各大機構、社團亦十分合作，「可能佢哋係溝通、資源調配上有所甩漏，但佢哋嘅初心係絕對可以的。你睇日本，佢哋嘅法律無話要點重罰，但係地動山搖時，公民都識得排隊。咁係因為佢哋嘅公民質素相對較高，平時嘅防災意識做得好。澳門亦應該要行呢個方向。」
他續指，救災期間所出現的問題在於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許多問題，當中包括政府高層的決策失敗、協調失敗，亦欠缺承擔的表現，「其實民防中心同民防法律法規一直都有，機制一直存在，演習一路有做，但養兵千日，原來最後唔得。呢個就唔係法律嘅問題，而係政府本身嘅質素、決策、溝通、協同出現問題。」
另外，早前有傳媒報道，《民防綱要法》的團體諮詢專場竟變成「內部會議」，甄慶悅認為，正因為《民防法》是關係到社會每一個人，「你要聽專業團體嘅意見係重要嘅，亦係啱嘅，但專業團體點睇呢件事，我相信社會亦應有知情權、討論權及參與權。但政府只係發一條消息話全部都贊同立法，踴躍發言云云。所以先需要傳媒係入邊聽，並且寫出嚟畀大眾去睇，先會知道專業人士點睇呢件事，先可以提支持反對。」
圖片：新聞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