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五百年前的十月三十一日，馬丁路德把九十五條綱領寄給他的主教，正式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作為天主聖名之城的澳門亦受到這股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張力影響。從以下畫作亦可一探當年故事。
郭雷樞的肖像畫
郭雷樞的肖像。
在英國畫家錢納利那些充滿張力的肖像畫中，《郭雷樞在研究》儼如新教徒在亞洲的勝利宣言。
畫中人郭雷樞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駐澳醫師，為近四千名華人義診眼疾而聲名大噪。他義診時拒收謝禮，甚至反過來向願意嘗試西醫治療的華人提供獎金。錢納利透過這幅肖像畫，重現了郭雷樞醫生的義診善行。不過，你也許會感到納悶：這和宗教有甚麼關係？
澳門自十六世紀起就是座天主教城市，因此理應有著極悠久的宗教藝術傳統，不過大部份作品已散失。倖存畫作包括十七世紀中葉的《日本長崎的殉道聖人》，描述傳教士在日本遭遇教難的經歷，讓人聯想到大三巴地下墓室的累累白骨。相較而言，肖像畫裡的郭雷樞是善良的，卻既不是殉道者也沒有十字架。
可是我們要緊記那是個宗教和道德尚未分離的時代。郭雷樞的一位朋友聆聽完馬禮遜牧師的講道後，馬上想起了他的朋友郭雷樞：
「（馬禮遜先生在講道中說）生命的意義在於行善而非享樂⋯⋯但有多少人能實踐這樣的意義？我倒是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他就是郭雷樞先生。他行善不懈，使所有人都喜歡他⋯⋯我們稱他為陽光，因為他靠近時所有事物都綻放出笑容。行善是他的最大喜好，這份善良反映在他的臉龐上。」
郭雷樞在錢納利作品中的形象也大同小異。畫中的郭雷樞的姿勢僵硬，讓人想起教堂裡聖徒治癒病人眼睛的宗教畫；他一手放在病人額上，似是在醫治，也像是在按手祝福，另一隻手則正在向僕人指點著，下方小孩單膝跪下送上感謝狀，後方的病人則在烏雲密佈中沮喪的等待著治療。治癒眼疾本就具有讓人看見真理的宗教含意，錢納利以此為基礎，緊抓著郭雷樞醫生治病的手，把他轉換成一個完美的宗教符號：這位新教徒典範在傳播既是救人性命的文明，也是使人得永生的真理。這兩個目標，都在於讓人打開雙眼，看見真相。
日本長崎的殉道聖人。
這看起來皆大歡喜，除了⋯⋯葡萄牙人。
在馬禮遜ヽ郭雷樞和錢納利這些英國新教徒來華前，葡萄牙人在這土地上已定居了二百多年。然而，對比起十七世紀那些歌頌天主聖名之城的殉道圖像，錢納利卻把葡萄牙人連同他們的宗教逐出了他的澳門敍事之外。
肖像畫背後的歷史脈絡
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十月發動宗教改革時，葡萄牙人作為航海大發現的先驅國家，正派遣使團深入明帝國內陸與正德皇帝見面。可是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內，堅持天主教信仰的國家如西班牙ヽ葡萄牙和意大利城邦等都沒落了，繼起稱霸的則是像荷蘭ヽ英國ヽ美國等新教國家。晉見乾隆皇帝的英國使團途經澳門時，使團成員斯當東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管治充滿不屑：
「葡萄牙政府按照利息出錢借貸給遠東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待他們賺錢後歸還政府。發財後繼續產生奢侈，整個葡萄牙國家早已步日沒落的狀態。澳門同時還受熱帶氣候的影響而更衰弱⋯⋯
葡萄牙人自大又懶惰，不肯降到下等職業來作農民和工人。在整個屬地裡沒有一個農民，工人或店員是葡萄牙人或他們的後代⋯⋯有些葡萄牙人身穿陳舊的絲質衣服，一手拿袋子一手拿刀，向街上的外國人討乞⋯⋯」
斯當東的肖像。
就像郭雷樞醫生的善舉根植於其宗教信仰那樣，斯當東認為葡萄牙人的惰性和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也有關：
「這位有錢而頑固的主教在殖民政府裡勢力很大。由於他的關係，形成了這種風氣。使大多數人把禮拜祈禱等宗教儀式作為重大事情…懶惰的葡萄牙人在晨禱和晚禱之間的空閒時間就在議事會廣場上游蕩。」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澳門的衝突所以特別尖銳，是因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在澳門一直處於相生相剋的關係。一七五七年，乾隆皇帝宣佈所有外國商人在冬天只能住在澳門，直到夏天才能到廣州進行貿易，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因此被逼一同擠在狹窄的半島上。澳門天主教徒的聖像ヽ修道院和冗長的宗教儀式都成為新教徒批評的對象，而儘管比起斯當東尖酸刻薄的記載，郭雷樞醫生的畫像充滿正能量，不過兩者所傳遞的訊息是一樣的：英國人比起葡萄牙人，更堪當向華人傳播文明與福音的重任。十八世紀末，一份英國東印度公司寫給倫敦的備忘錄，毫不掩飾的主張破敗的澳門若交由英國人管治，將成為一顆燦爛的明珠。
雖說英國人是後來者，但因為能夠把澳門建設成文明的城市，因此理應成為這城市的主人—這樣的想法，是宗教改革始料不及的產物之一。宗教改革開始後，貴族和教士擁有大片土地的合理性遭到質疑，新教徒嘗試從聖經中持尋土地擁有權的依據：聖經記載神把世間萬物交給人類管理，又「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土地難道不該屬於那些能妥善管理它，使它能造福世界的勤奮優秀之士嗎？
這樣的想法，最終應用在英國人對美洲原住民的驅逐上。美洲大陸上的遍地荒原，被視為原住民未善用土地的明證。以傳播文明和信仰為理由，英國人奪走了原住民的土地。這也是為什麼乾隆皇帝命令英國人在澳門住冬時，澳門葡人社群如此恐慌的原因。
一八零八年，英國以協助保護澳門為由，派兵佔領了各個重要炮台，最終在清廷施壓下才被迫撤走。也就是在這一年，馬禮遜來到了對任何外來人都神經兮兮的澳門。從這樣的角度去看馬禮遜ヽ錢納利和他的《郭雷樞的研究》，就會發現澳門並不只繼承了宗教改革的熱情和信念，它也從中繼承了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間的張力，並受到這股張力的深刻影響。
＊斯當東的引用翻譯摘自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澳門編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