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眾人聚焦直選,但間選問題亦不容忽視。社會一直有討論是否應取消間選議席,但有亦聲音指應「循序漸進」。不必諱言,是否取消間接選舉席位,這個牽涉極大爭議,但從推動民主發展及社會進步和市民福祉的前提下,澳門是有必要進行政改。至於在進展方面,首先,不只是間選制度需要改革,更有的是對立法會體制即包括官委與間選的改革。然後,在持續政改的進程上,最終達到全取消間選議席及絕大部分官委議席——待有機會修改基本法時,實現普選立法會。
毫無疑問,相對官委制度,間選制度改革更為複雜和難度大。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為,間選組別應逐步細分,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應有一個對話,訂出政改方向、時間表及共識。
錢與社團是議席之本?
余永逸指,過往澳門人口不多,界別很難分得細,故長久以來一直缺乏專業認證制度。然而,在專業甚或職業的身份不清晰下,立法會間選制度的業界代表性也就顯得模糊狀態。當中,最明顯的是「體育」和「文化」就同屬一組別,但在該組別,體育利益有三百多個法人代表,文化利益則只有百多個。「體育大過文化咁多,文化怎會有代表?」他指,該界別的兩位現任議員已擔任其中二百多個體育社團的領導層,「(取得支持)足夠有餘了,拿一半就足夠了,唔使攞曬。」他表示,近年已對社團有所要求,如要每年有活動,及連續七年有活動才可成為有投票權的法人社團,但這亦令新興社團更難跨過門檻,令故有利益更加鞏固。「你看見間選都是商人時,只要佢有錢,繼續去搞社團,我就搞足七年,之後攞咗法人,咁就可以做(議員)了。」
上述情況亦反映於間選議員的平均年齡。根據選管會公佈的資料計算,今屆間選的當選議員平均年齡是58歲,比直選議員的平均年齡46歲高得多。時事評論員蘇文欣認為,這是因為間選並非完全純粹的選舉,當中存在不少協商,「怎樣通過間選拿到議席?跟文化藝術沒關係的一樣拿到?因為間選只要拿到團體(支持)便可。如何得到支持?就在過去時間不斷支持他們辦活動。」
蘇文欣指,這是固有利益維持權力結構的方式,社團為維持生存,亦會將目標配合給予資源的人。而候選人需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才可有資源支持社團,故現時不少間選議員都是業界的資深代表,但未必是一個敢言革創新的年輕人。這也是香港功能組別「專業為本」與澳門間選「社團為本」的分別。
「現在不是在說專業,而是在說社團。澳門的專業界別,都是用團體去選舉,香港(功能組別)則是一人一票,例如我是社工,在社工界別的議席我有一票,所以它也是直選,不過票數較少,但也要逐票耕耘回來,澳門則是逐間機構耕回來。這分別很大。」
間選界別亦逐步細分
另外,直選拿到七千票也未能當選,但間選拿下一千票便可入局,當中是否不公平?余永逸指,在間選組別中要爭取內部提名其實亦不容易。他表示,間選雖似乎沒有公開的競爭,但提名期之前已有競爭,「而且是激烈的,而且可以很激烈。」而當這競爭於體制外的「黑箱」內進行時,「我們不會叫做『貪腐』,而是『市場化』,即『價高者得』。搞幾多個社團,支持多幾個社團,你能夠獲取提名的機會就越高,亦有很多所謂利益上的交換,令整個制度扭曲了。」
余永逸表示,長遠而言,今次間選中專業界別首次出現的差額競逐是一個好嘗試。「雖然都好似協商解決了,但起碼在專業範疇中,還可以分到『醫護』。將來會否可以分出另一批的專業,或將來體育文化界中,大家可以將體育和文化分開?慢慢將制度優化。」他又認為,社會可以開始思考是否可以引入個人票,「例如是否可分享給會員投票,而非會內22個代表,當有專業認證時,就開放給有驗證的人?或混合模式,一些界別仍是團體制,一些則有個人票。」
將來澳門間選又可否走向香港功能組別的模式?「這是很遠的路了,好遠好遠,我們連專業認證都未有。」余永逸認同,中央政府與澳門社會應有一個對話,訂出方向、時間表及共識,然後逐步推進,在每屆立法會將作出更改,最終達至一個較進步的體制。
至於官委議席問題,有意見認為,按照循序漸進改革,這在遵守基本法的有關「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規定下,從第七屆立法會開始,應該取消更多官委議席,或保留一席至多兩席,然後增加直選議席,起碼讓直選議席過半。
對此,余永逸表示,是否要取消官委、間選,每屆立法會將要更改甚麼,最終達到怎樣的結果,「如公眾覺得是一個步驟,我們就開始處理,就不要每次再爭持為何今次做這塊,不做另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