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只有問 沒有責  余永逸:最重要是組成問題

坊間揶揄立法會是「垃圾會」。如果立法會有「原罪」,那這「原罪」會是甚麼?

「我想最重要的是組成的問題。第一是有委任,不是說委任議員就不會監督政府,但他們通常的力度都不是那麼大。」

「(其次)間選的問題更大,在某個程度上類近於委任,不過不是行政長官委任,而是社團之間的協商所得出來。」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分析道。

先天制度 造成建制議會

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

說起澳門的間選,不少人會以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來理解,但事實兩者並不相同。追本溯源,上世紀七十年代葡國鮮花革命成功後,也在澳門立法會引入一些民主成份,設計了以直選、間選、官委的「三分立法會」體制:將直選分配給葡籍人士、用間選保障華人社團的聲音、以委任確保代表葡國的澳督在議會的利益;雖然1984年澳督高斯達與土生的政治鬥爭,改革選舉制度,在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開放給華人居民享有選舉權,但仍維持「三分立法會」體制。回歸後,格局的「功能」有變,但不變的是間選席位仍由社團協商而得,並不存在競爭。余永逸表示,雖然今年專業界選舉,首次出現差額競逐,但結果並沒懸念。「可以預見,一個兩席、一個一席。」都已經協商妥當。他認為,香港的功能組別尚算代表業界利益,會出現競選,但澳門的部分間選議員,甚至不能代表整個業界。

「例如在體育及文化界裡面便是。體育界別已經佔了300多個社團,在文化界則只有100多個。那就是說,只要你得到很多體育社團的支持,可以說你在整個界別裡面就可以主導整個選舉的。事實上現時兩位體育和文化界議員,他們也是很多體育社團的領導層。」

顯然,整個立法會的組成傾向親政府,又或者親建制。

「其實與立法會的權力問題無關,而是說那些議員本身已經,又不能說合力自閹,但他們未必會以一個很監察的角度來監督政府。」

有問冇責 立會淪為花瓶

余續指,每當政府施政出現問題,即使有議員動議展開聽證程序,但結果都由大部分議員否決,認為政府內部監察機構,如審計、廉署已指出問題,立法會也不需要再舉行聽證。「認為如果我們要問政府,就通過質詢來問,口頭質詢或者是書面質詢問政府,拿文件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

「似乎也吊詭的地方就是,哪怕發現了問題又怎樣?政府會改正嗎?」

上世紀七十年代葡國鮮花革命成功後,也在澳門立法會引入民成份,設計了以直選、間選、官委的「三分立法會」體制:將直選分配給葡國公民、用間選保障華人社團的聲音、以委任確保代表葡國的澳督在議會的利益。

上世紀七十年代葡國鮮花革命成功後,也在澳門立法會引入民成份,設計了以直選、間選、官委的「三分立法會」體制:將直選分配給葡國公民、用間選保障華人社團的聲音、以委任確保代表葡國的澳督在議會的利益。

余永逸直言,所謂「問責」就是當官員出錯,會受到懲罰,或促使制度會因而得以改變,但這些在目前的澳門都仍缺位,整個問責制度頓成「有問冇責」。「審計報告都說他錯,廉署也說他錯,政府似乎並沒有改正。問題就會去到一個瓶頸位,就是即使我們立法會說是政府錯,那又如何?問題最終的結果是,大家都問完了,但是沒有責(任)。」

雪上加霜的是,立法議員的提案權受到很大限制,且涉及政府政策的還需要行政長官簽名同意。「問題就是,議員的組成也不會導致政府的一些不受歡迎的法案,會被否決。你可以看見,以『離保法案』為例,最終是政府撤案,而不是議員否決的。」

余永逸認為,先天結構導致了立法會積弱。議會在歐文龍事件後設立了跟進事務委員會,但之前不是常規開會,直至近年在跟進政府工作情況才稱有所改善,「就是說在概念上,它成立了一個架構,但是這個架構是怎樣操作?這個通常也是澳門政府的問題。」

「它把一個制度建構起來了,但是它不運作,人不願意去動。這也不只是立法會的現象,而是整個澳門政府的現象也是,我成立了那些委員會出來,但那些委員會真的會好好工作,還是僅僅是一個花瓶作用?」

尚未覺醒
全面直選亦難改格局

雖然問題源於立法會的組成,但余永逸坦言,不認為今日立刻取消官委及間選,變成全面直選就可改變議會的生態。「現在立法會真的有直選產生議員,但現時澳門的選舉狀況,你就可以看見選了一些甚麼議員出來。」他說,「現在如果33席都是直選,按照比例來算,可能多了幾個反對的聲音,但是否足夠可以使這個立法會更加有能力去問責政府?如果現在完全直選的時候,這個狀況其實按格局來說,應該不會大變。」

所以說到底,現時局面是澳門人的選擇?「或者是社會發展吧。社會發展還沒有到那裡,就是還沒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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