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etter to My Nephew《致侄子的信》（文化局圖片）
今次澳門藝術節（第28屆）邀請到Bill T. Jones/ Arnie Zane Company（比爾·提·瓊斯現代舞團）演出兩個舞碼，A Letter to My Nephew（《致侄子的信》）和An Evening of Movement and Music（《樂舞之夜》）。
舞團由Bill T. Jones和他的同性伴侶Arnie Zane（1948-1988）於1982年成立，舞團以其多元的美學風格和批判的作品主題蜚聲國際。A Letter to My Nephew是舞團2015年新作，首演於法國杜埃，曾有批評家說：「《致侄子的信》不是那種絢爛奪目的作品，讀起來反而像是個人的沉思，縈繞著反復出現的Briggs的生平影像」。Briggs，即Lance T. Briggs，小名Pretty，Jones最為疼愛的侄子，是此齣舞作的核心，同時也是觀眾凝視和傾聽的對象。熟悉Jones作品的人知道，他擅長用文字和敘事來編排舞作，而這次他以信件的形式講述故事，更加突出了訴說對象的位置，信的開頭富有深情地寫道：「親愛的侄子，我從你的生命中將這部作品帶出來，宛如穿越迷霧」。
1970年，Briggs出生於紐約州水牛城，他是家裡五個子女中唯一的男孩。此時的水牛城正經歷著美國去工業化進程中最為劇烈的人口衰減，工廠倒閉，市民苦於生計。但Briggs仍是這個家族的希望，他和叔叔一樣，擁有極高的藝術才華，曾經獲得三藩市芭蕾舞團（San Francisco Ballet）和 Ailey School 的獎學金，除了舞蹈，他還積極發展模特、作曲、編舞等事業。但耀眼的光芒轉瞬即逝，Briggs後來感染上了艾滋病毒，陷於濫交，在戒除毒品與再次沉溺中不斷掙扎，直至下半身截肢，奄奄一息地癱臥在病床上。2014年，與死神擦身而過的Briggs和叔叔合作展開了一項口述歷史計劃，同期開始撰寫回憶錄，取名為Welcome to The Pretty Show，逐步踏上新的旅程。
這場「穿越迷霧」之途正是沿著Briggs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前行的。舞台設計成糾纏的X型白色走道，一名身著全白兜帽衛衣的黑人演員，腳上套著醒目的紅色長襪，踮著腳尖，像貓一樣優雅地漫步在走道上，彷彿是Briggs的化身。然而，「優雅」的形態背後是舞者如履薄冰，因為走道同時限制了舞者的活動空間和位移方向，這讓他們時刻謹記，在從容身姿與戰戰兢兢的運行中保持平衡。X型的白色走道，可以看作是T型台，也可以看作是白色的血管，它連通整個舞台，如同龐大身軀下的毛細血管，舞者往復穿行，就像血液在此中循環。然而，道路時常會被白色的病床所阻隔，舞者前行的道路被攔截，此番景象就像血液流動不再順暢，正是Briggs身體變化之縮影。與此同時，同恪守規定的前行方向相對的是有人逾越軌道，從此便引出了另一個場景：不再有台上的光榮和驕傲，舞者開始走向迷霧，走向充滿矛盾的世界，「個人」與「世界」緊緊連接在一起。職是之故，這個舞作更像是一個個場景的疊加，其中最為主要的四個場景包括：夜幕下美國街頭的暴力事件；芭蕾舞課室中井然有序的訓練；大批難民渡海而來，湧向法國的海灘；白色的病床毫無徵兆地出現在身體的某處。場景的疊印並不意味著一者對於另一者的完全取代，它製造的效果更像是一種生活對另一種生活的「滲透」，與之相呼應的是，音樂也呈現出「錯位」的傾向，暴亂鬥毆中的搖籃曲，芭蕾舞課上播放的是浩室音樂（House Music），隨之而來的還有身體的形變，芭蕾技巧、街舞、黑人舞蹈總是不經意竄入彼此的領域，在行走、亮相、舞蹈展示出的銳利轉折間，一連串動作又將生命中不同時刻——舞台、酒吧、街頭——的肢體語言連接起來，此刻，肢體動作、場景、音樂，三者創造出了豐富的組合方式，Jones將思考延伸到舞蹈外，那個誰都無法逃避的世界。
A Letter to My Nephew完成於Jones一次法國之行前夕，而彼時彼刻Briggs就躺在病床上，瀕臨死亡。當Jones寄明信片給侄子的時候，他不僅僅提及了埃菲爾鐵塔的景象，也描述了敘利亞難民如何一波又一波地湧向海灘。作品之後在法國巡演時，巴黎發生了連環恐怖襲擊，超過130人喪生。在紐約公演時，美國社會正陷入 2016年大選後的五味雜陳。Jones相信人們身處之地，是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政治事件激烈衝撞的場域，當這封「信」傳遞到一個新的演出劇院，一個新的時刻，「信」的意涵都要被重構（reconstruct），於是，他把對於這些未曾預料的事件的感觸一一投入「信」中。
此次，Jones的「信」跨洋過海來到澳門。舞台上那塊不斷漂移的白板，時常讓人感覺到信中的文字充盈著整個劇場，舞者通過移動白板的方式去尋找文字，使文字顯形，從中拼湊出信件的故事。當聖保祿大教堂遺址（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又稱大三巴牌坊）出現在白板上，紐約、倫敦、巴黎、香港、澳門等城市的名字接踵而至，Jones有意提起觀眾對全球事務的關注，縱使當下只有歐洲各國在面對難民潮和與之相關的難題，但「抗議我們的國家」（“Protest our country” ）一句卻似曾相識。個人、社會和政治間的摩擦可能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區出現，澳門的觀眾似乎也不能置身事外。至於影像中閃現的火焰與斑斕的光電，在不經意間喚醒了香港觀眾對一場還未走遠的社會運動的記憶。但此句絕不是對保守主義或是人道主義的輕率判斷，而是Jones認為舞作有責任去呈現世界的矛盾，引向更為深刻的討論。
1962年，美國的「種族主義」仍在大行其道，The Progressive雜誌也刊登了一封給侄子的信，出自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在信中，他擔心侄子的未來，說，儘管這個國度正在慶祝奴隸制度廢除百年，但黑人還不是自由的。相類似的，這種憂慮在體現在Jones身上。Jones不斷找尋那些真實的，而非抽象的，與自己「活著」這件事有著緊密聯繫的東西，他曾說，「我是混血黑人、同性戀、愛滋病倖存者，這是全部的我，拿掉其中一項就不是我。」這些身份的認同來源於他對自我、家庭和種群的感受，這也形塑了Jones的生命經歷與作品無法分割的合一狀態。
James Baldwin曾在信中寫道：「我一直看著你的面孔，就像看到了你的父親。我看著你的父親長大，將他抱在懷裏，拍打他的屁股，看著他學會走路。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一個很早就認識的人，是否愛某個人愛過那麼久，從嬰孩一直延續到兒童時期，繼而到成人。只有這樣，你才能夠以特殊的視角去理解時間，人類的痛苦以及所作的努力。」而Jones此刻正是在凝視Briggs的生命變化，回憶他從天真的孩童到耀眼的明星再到垂危的病人。Jones對病變身體的敏銳感知，在1994年創作的Still/Here就已經展現出來了，這部作品講述了感染艾滋病和其它致命疾病的患者的真實故事。但對於Briggs來說，不僅是身體日漸衰弱，Jones還不得不注視著Briggs事業上的光環隨風消散，作為一個長輩，他一度無法給予侄子以指導。Briggs與Jones的生命歷程擁有諸多鏡像關係，Jones曾提到侄子是家族中除自己外唯一的同性戀者，他曾因侄子的出現而在羞恥感中獲救，而他恰恰又是一位天才舞者。這齣舞稻的創作過程相必是極為痛苦的，在現實生活中，Jones已經參與Briggs生命變化，而寫信和創作舞蹈的過程，又讓Jones不得不再一次面對疾病和生命，種族和藝術等命題，再一次剖析與認識自我。
A Letter to My Nephew，不僅僅是Bill T. Jones敘述的一則個人故事，而且還是一個複雜社會中的「實例」。在舞作中，Lance T. Briggs的生命故事是個人的歷史，同時又是社會議題的焦點，在遺留的社會矛盾未解決而新興矛盾又紛至踏來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少數群體中的孩子（黑人、同性戀、移民）都有可能重新走上Briggs的痛苦道路，社會中令人沮喪的對於種族的偏見不曾停歇，舞作指向未來世界的可能性，個體生命的經歷因為社會的種種歧視變得不可逆轉。A Letter to My Nephew令人潸然，最主要的來源還是編舞家對於「身體」的點點滴滴的記錄，就像舞蹈中不能復返的數字，一切世界外端的矛盾都在個體上展現出來，Jones的「信」不僅僅是長輩對於晚輩的親眼所見，身體的衰朽、精神的萎靡，甚至是一粒粒被時間帶走的活力，而且是對生命存在的根本尊嚴的確證。
注：文章參考了Laura Cappelle，Sharon Basco，Iris Fanger，Wyatt Mason，張懿文等人於不同時期的採訪、記錄和評論以及Still/Here的影像記錄。文中如有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