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 個樸實的墓碑安靜的佇立着。當中有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的先祖、畫家錢納利,瑞典史學家龍思泰、傳教士、鴉片商,甚至殖民侵略者。每塊石頭都代表着一段過去,亦訴說着澳門一段被遺忘的歷史。「新教墳場特別的地方,是它在澳門歷史上的位置非常尷尬。」《天國之園:馬禮遜墓園文化地圖》撰稿人馬竇分析道,「我們一般說澳門『中葡文化交流』,但新教墳場既非中國,亦非葡國。某程度上它代表了澳門一個被忽略的族群,代表了澳門一段被忽略的歷史,亦代表了澳門史上被忽略的一個很大的命題。」
非中非葡 墳場背後的政治角力
新教墳場,又名「馬禮遜墳場」或「基督教墳場」,位於白鴿巢東方基金會(曾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住所)旁,闢於1821年,是組成澳門世遺城區的地點之一。當年由於首位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的妻子在澳門因病去世,而馬禮遜其時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任翻譯,便請東印度公司出面以當時澳門幣3000至4000元購買現址並闢為墳場,是為澳門第一座基督教墳場。
「葡萄牙人不想讓英國人葬於城內,中國人又不想讓英國人葬在城外,所以才硬把那片地闢作墳場。」馬竇解釋,葡國的帝國力量自大航海時代後衰退得相當迅速,到19世紀初,英國崛起,葡國亦與之結盟以保障自己在遠東的利益,但其實雙方關係並不友好。一方面,澳門的葡人依賴旅居於此的英國商人所付的租金作為重要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對英國卻甚是提防,深怕英國人會霸佔澳門。事實上,旅居澳門的瑞典史學家龍思泰雖非英國人,但其史書就極力反對葡人「澳門自古是葡萄牙領土」的論述。「這除了可能基於歷史事實外,對那群新教團體來說,如果澳門屬於中國,比起澳門屬於葡國,對他們有利得多。」而根據《澳門編年史》所述,19世紀初英軍就曾多次或是要脅或是藉機進駐澳門。1808年,英軍更曾先後佔領松山炮台、加思欄炮台等軍事設施,並於聖保祿教堂(大三巴)到沙梨頭架起數百個帳蓬。
「這群人雖然少,但財雄勢大。他們在澳門雖然弱勢,但在當時的亞洲絕非弱勢,他們背後有整個日不落帝國支持,所以葡萄牙人亦忌他們三分。」
澳門墳場 孕育香港 接軌世界
那時候,Asia’s World City(亞洲國際都會)恐怕並非香港,而是澳門。葬於新教墳場的,不乏歷史上的顯赫要人。除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及其妻子,英國首任駐華首席商務監督律勞卑(註一)、還有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孫兒、美國海軍上尉約瑟.哈羅德.亞當斯、美國外交官愛德華.羅伯特、參與日本「黑船開港」事件(註二)的多位美國海員等。事實上,馬禮遜之子馬儒翰亦被葬於此。據一些研究所述,馬儒翰曾參與在澳門沙梨頭附近開辦學堂,招收來自澳門、廣州附近的鄉村以及其他地區的學童,部分更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批留美學生,例如容閎、黃寬和黃勝等,其後分別成為中國洋務運動重要人物、中國首位留歐醫學博士以及香港首位華人太平紳士。
「我常會形容,新教墳場是香港的胚胎。第一批創建香港城的人,他們的祖先和親人很多都葬在新教墳場。這是一個被忽略的歷史。」
顯赫醜陋 誰可定奪?
但馬竇強調,葬於基督教墳場內的並非全是「歷史名人」或「善男信女」。當中不少一方面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同時是鴉片商人或殖民侵略者。他們許多並非貴族,而是鋌而走險的「走私犯」。
「那墳場絕對不是一個葬滿畫家與傳教士的地方。當中有很多是作奸犯科、名不經傳的人,可能都曾手染鮮血,或從事醜陋勾當。」
他認為,當人們看一個宗教墳場時,很容易不自覺地認為裏面的人都很神聖,很高級,其實並不盡然,但心態上大家很難將「黃賭毒起家」與「天主聖名之城」的印象重疊。「好多時介紹澳門時會說澳門不只有賭場,還有教堂、文化遺產等,但這亦忽略了澳門一個很重要的生產力。畢竟,這佔據了澳門人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忽略這部分去說另一部分時,我們其實沒去面對,亦沒去想怎樣將它放進我們的歷史述事脈絡當中。」
「我們該怎看這歷史?該給它們甚麼評價?這對澳門史的命題來說非常關鍵。我們該如何不卑不亢地面對澳門自己的歷史,而不是一股腦兒地『漂白』,在一堆墳墓中找兩三個,像馬禮遜、錢納利這樣偉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