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在歷史檔案館前架起工具枱,時而用鉛筆在木塊上畫下標記,時而細細刨木;日復一日,滿桌刨花,身旁則放着一艘艘精巧非常的木模型船。檔案館前行人川流不息,有時有人駐足細看他裝嵌小船,老人也只是默默工作,專注於自己手上的規矩準繩,但如有人開口說起造船點滴,他的話匣子便會立時打開。
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曾是一位船匠,曾是造船工會主席,也是澳門2011年銀蓮花榮譽勳章得主──溫泉。
因緣際會 新丁學徒成工會代表
跟溫泉訪問是件有趣的事。道明來意,他便「自動波」由入行因由說起,帶領記者穿梭澳門五十年。「我14歲入行,還差一個學期才小學畢業,入行不是因為家裏沒飯開,而是兄弟姊妹多,零用錢少,想有自己的零用錢,於是離開學校做建築學徒,學木工。」溫泉一開口,便把時光倒流至「一二 ・ 三事件」那年頭。「學了三年,叫滿師了,但碰巧是『一二 . 三』後,澳門建築業低迷,大約兩年都沒甚麼新樓工程,建築工人都停工、轉行,有些幸運的則做裝修。這是『一二 . 三』的後遺症影響。」
沒有工作,於是要另謀出路。溫泉的父母曾是漁民,父親當時在一船廠工作,負責拆船,於是溫泉也跟着在船廠幫忙,從此與造船結下不解緣。「在船廠拆船又看見有人裝新船,且當時造船業開始興旺。我對船也有一種特殊感情,因為自細在提督馬路長大,見慣船,父母也曾是漁民,於是決定重新到船廠學師。」造船學師又要三年,當時很多人都為溫泉的決定而驚訝。那年頭,在船廠當木工拆船月薪有150元,算是不錯又穩定,但重新學師造船,雖然廠方會包兩餐,但月薪一下子跌到只有20元,而即使學滿師,老闆亦不會輕易聘用。「老闆未必咁信你,所以一定經有資歷的師傅介紹船廠工作才可落腳。」
「造船工會一些理事很關心,介紹我到一些船廠開工,因為人家幫了我,我又參加工會,所以開始跟工會理事更多接觸。經歷了兩年多後,工會選舉,工友就選我當工會理事,之後又擔任常務、副主席、主席、負責人。」
那是澳門的六七十年代,在官方法例尚未可完善保障勞資雙方的情況下,當時的造船業會透過勞資雙方協商,訂定自己的「行規」,例如所有工人必須向工會登記,也須經工會審核資格;每年造船商會都會跟造船工會談判,商討工時、薪酬及福利的調整,也包括工傷事故的解決方法、勞資協議等。「例如船廠開工請了一個工人,這工人必須在這船廠工作至某一工序完成,才可到別的船廠;老闆亦在這工序完成後,決定繼續用這工人,還是解僱他。於是這保障了雙方,起碼工人知道會有多少工作日,老闆又有信心有多少工人為他完成這條船,所以協議都有互惠、保障、制約的作用。」
行業式微 巧手船匠變保安
造船會造帆,但造船業自己並非一帆風順。70年代漁船由舊式的半機動風帆船,轉用西式的全機動船,大批漁船紛紛到船廠更新,令造船業一片榮景。溫泉憶述,當時有媒體指,各行業不景氣時,唯造船業一枝獨秀,造船師傅薪酬亦比木工師傅略高百分之十,但同時,舊式漁船換成全機動船後漁民對石油更加依賴,碰巧中東局勢不穩導致當時油價上漲,漁民負擔變重,造船業亦出現大衰退,不少本來收入穩定的造船師傅於是變成散工,或是轉行,溫泉自己亦曾因此在京都酒店當過三年保安,直到行業景氣好轉才回到船廠工作。
「那時我已結婚了,36歲左右吧。」
但即使暫別船廠,溫泉亦沒放下工會的工作。因為是造船工會負責人,溫泉在工聯總會亦擔任理事一職。「到84、85年左右,工聯改選,因為我是工聯理事,所以那時我當了工聯副理事長,及後86年開始全職在工聯工作。」
經濟轉型 工會方向也調整
溫泉形容,因為文革期間結束,社會氣氛轉變,在80年代初期間工聯正處於開拓新事物的環境。「文革年代,毛澤東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在內地也好澳門也好,工會地位突然飆高,但地位飆高不代表工人生活飆高,所以到文革結束,社會上都會進行調整,例如工會怎樣為工友維權,幫助工友解決實際問題等,所以80年代工聯都尋求新路。」
那是澳門的大時代。那時候,澳門經濟開始轉型起飛,昔日的手工業如神香炮竹等逐漸式微,而澳門受惠於葡國於70年代簽署的《多種織維協定》 (Multi-Fibre Arrangement,簡稱MFA) ,紡織品成衣出口受配額制度保護,不少港商紛紛到澳門設廠。不論是北區,或是昔日滿是船廠的提督馬路開始工廈林立。同一時間,服務行業亦有一定發展,新酒店如新麗華、京都、總統等相繼開業。
另一方面,文革結束後,大批移民湧到澳門。「一下子多了咁多人,可以想像平常人的租屋困難,租金不斷上升,當時私人樓宇價格亦開始上揚,所以當時我們向政府提出要加大公共房屋的興建。」
「所以工聯亦因應社會經濟發展去發展自己。」
隨後《澳門地區勞資關係法律制度》、《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工業安全法》及有關勞工保險的法例逐一推出,開始從制度上保障工人。溫泉表示,工會的工作豐富,除向政府提出意見,還有負責參與開辦托兒所及老人院,個案跟進亦少不得。「那時孫家雄負責工業安全,」他娓娓道來回歸前一個工傷個案,「葡國的法律顧問也很熱心,下班後我和孫家雄三個坐在他們辦公室,他看葡文法律,我們看中文法律,一起研究怎樣可幫到那工友。」
最後工友獲賠11萬多。「他結了婚,女朋友也沒放棄他,也可做些小生意。」一個微笑頓時掛在溫泉臉上。
政權轉變 工會走入議會
而隨澳門回歸談判結束,1988年《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溫泉亦將工聯部分工作轉移到回歸前後的準備上,與工人一起認識、明白何謂「一國兩制」。「在工人角度,澳門回歸祖國後,是保留現況繼續走下去還是以其他方式發展,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以前啲人覺得:澳門問題一係唔搞,一搞係就『解放』。所以『一國兩制』對當時的澳門而言是新事物,工友們一定要認識,對『一國兩制』要有概念。」
澳葡政府亦開始放寬立法會的參選要求。「以前要有葡國護照才可參選,後來有澳門居民身份證就可以。」工聯總會一直沒參加直選,直至92年組織了「同心協進會」參選立法會直選議席,時任鏡平校長崔世安及勞校校長唐志堅代表「同心」成功當選。「當時我們推出兩個……不能說大老闆……但跟勞工界很基層的沒特別關係。」他笑道,「都是專業人士去參選。當然後來慢慢變化,在直選和間選,我們勞工界的基層都能參與了。」
而溫泉自己93年亦參加了市政議會的直接選舉。「當時有五個席位。既然92年都用『同心』參選了立法會了,到市政議會時工聯也找人報名,於是我『無端端』也當了市政議員。」
經濟疲弱 開「文化班」補助工人
也許因是工匠出身,溫泉的故事中沒有很多大道理,卻滿是落手落腳做工夫的情節。例如回歸初期經濟疲弱,失業率高企,政府於是想出由勞工局和工聯合辦「援助失業人士文化進修班」,讓失業人士報讀,透過開班發放津貼。溫泉憶述,第一期「文化班」結束後,政府花了幾個月都沒找到其他社團願意接手負責,一班失業工人正等着開班援助,當時他與局長身在歐洲參加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眼見局長一籌莫展,便一口答應回澳七天後給他開班。「我真得很沙膽,原來回去後,沒有課室、沒有老師,怎開課?」
幸溫泉也曾辦各種職業培訓班,故有一定資源,工人出身的背景也讓一眾學員更有共鳴。「開第一班時很好笑。政府代表來主持開班,誰知學員大叫:快出糧給我!幾個月沒出糧了!群情洶湧。」
「當然作為課程負責人,開課講話都由我負責。氣氛完全不同。因為我本身是工人,我們工會協助你解決問題,講失業我又跟你談談失業心得,我在社會上工作過,經常失業一年半載不出奇、幾個月也不出奇,確實是我們工人講返工人的說話,所以我們開班很順利。」
「政府也會派人來,但開班講話不講道理了,道理由我們說。」他笑道。
當時工聯接收的學員是最高一天6500名,同學中有失業的教師,「結果我說:讀甚麼書,幫我教書吧。就這樣聘請了兩個。」也有回流廠長,「我就聘他們幫我當課室事務員,他們也願意,很開心。」但當中亦有不少工友因為失業而很重怨氣,無處宣洩,學員又來自各行各業,大小事情每天發生,例如課堂上生事,大白天喝了酒回來上課,牆上塗鴉,將洗手間弄得一塌糊塗,同學間一點誤會而大打出手的,都有!「鬧上警區的話我要跟進處理,多數做和事佬,解決了當場他們握手言和。」溫泉笑言,那時在澳門各區租了廿幾個場所同時開班,不重複都要花三天時間巡視,那段期間他四處奔波,原本黑色的頭髮漸如白雪。
退下火線 回歸造船
訪問一個半小時後,我們回到了2016年。當年的經濟疲弱已成過去,雖說賭收下跌,但澳門仍舊每年現金分享,2015年人均總收入更達 52 萬,再不是月薪150元的年頭。「你退休了嗎?」「已退休幾年。2008年直腸癌,手術後半退休半上班,到65歲就全退休了。前兩天還是工聯副監事長,現在改選了,無職一身輕。」他笑道,現仍義務參加工聯會議,亦同是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
溫泉更為市民熟悉的,或許是自2015年開始於歷史檔案館前製作木模型船的身影。其作品亦曾於檔案館主辦的「匠心獨運――溫泉造船工藝展覽」中展出。同時,溫泉與文化局合作於鄭家大屋開班,免費教授市民製作出簡單的帆船模型。
是想要傳承手藝嗎?溫泉對此則表示持開放態度:「有人有興趣便即管教,傳唔傳承沒很大要求。當然造船工藝確實跟一般工藝不同,很花心思,小船可作為工藝品,有陳設價值,年青人學了作為文創產業也可以,可轉化為工藝品。是否固執一定要傳承? 其實無所謂。」
「我相信任何事物,只要有存在價值就會傳承。」說罷,溫泉再執起木尺,繼續製作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