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舞蹈工作室」，紀錄劇場作品《紅》
澳門藝術節剛結束不久，本地藝文活動仍然應接不暇。強調多元創作、串連不同空間的一個富實驗色彩的民間劇場節《劇場搏劇場Bok Festival》，多個節目密集登場。今年，作為節內的重頭節目，請來了北京資深舞蹈工作者文慧與她所創辦的「生活舞蹈工作室」，演出最新紀錄劇場作品《紅》。
「生活舞蹈工作室」於1994年創立。文慧說：「生活就是現在，現在就是當下，就是當下我們所面對的社會，所面對的問題。」有了清晰的方向，以舞蹈、劇場、紀錄片等媒介，開始做出一個一個讓人驚喜的作品來。
其中「紀錄劇場」是文慧的工作室成立以來，經常使用的創作方式，對社會議題、歷史題材等展開調查和採訪，通過紀錄、整理和反思，編導成舞蹈作品。《紅》也是「民間記憶計劃」中的一個作品，這個計劃強調記錄庶民記憶，從自身生命的對照中，探索歷史與自身的關係。在這個計劃裡，文慧還拍了她自己的首部紀錄片《聽三奶奶講過去的事情》，是一部有關她自己家族故事的紀綠片，今次也會作延伸活動，在澳門放映。
「生活舞蹈工作室」，紀錄劇場作品《紅》
以身體探索歷史
說《紅》是今年華文文化圈中最受觸目的舞蹈作品並不為過。今年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然而大陸官方一直保持緘默，微博上凡談論文革的內容也都很快被消失掉。《紅》這個作品，正是以文革時期八部樣版戲之一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作為核心議題來展開的，去年12月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首演，不少觀眾、尤其想不到年輕的觀眾也深受觸動，今年開始在荷蘭、歐洲等地巡演，在時間點上正是適切，卻也敏感。
「（作品）就好像一道橋樑，向年青一代呈現過往所發生過的事，以及進行反思，我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們這代人是有責任的，不該逃避。」從2008年開始，文慧便著手進行探索身體與社會、身體與歷史之間的連結，她相信凡經歷過的一定會在身體上留下烙印，深植於身體裡的記憶和顏色是洗不掉的。
不同世代之間的對話呈現反思
文慧主導的「紀錄劇場」很強調演出者的參與，演出者往往以第一身在舞台上說出個人經歷和真實感受，也很強調演員不同的身體特質。這次《紅》有四位演員，分屬三個不同世代，對這部舞劇也都有著不同的自身經歷。
出生於五十年代的劉竹英老師便是第一身的經驗。今年已經61歲的劉老師，年輕時是昆明歌舞團的舞者，當年十幾歲的她所做的第一個大型演出就是《紅色娘子軍》，所以這個演出對她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與記憶，是邁向專業藝術之路的開始。直到現在，只要聽到舞劇的音樂，內心仍然覺得激動。
文慧則是七十年代的舞校學生，正值文革期間看著樣板戲長大，一直很想跳但沒有機會，成長期間的身體記憶很強大，跟劉老師一樣，現在聽到音樂仍然會有反應。八十年代後，開始有了更多反思能力時，文慧開始意識到，當時所追慕的這些文革作品，那種對身體和思想的規訓，把演員訓練成一式一樣的要求等，都是對身體與思維的一種違反與制約，對此一方面產生了批判的態度但另一方面身體卻仍留存著年輕時的記憶，內心糾結，不斷自問：「個人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作品便由此而生。
「生活舞蹈工作室」，紀錄劇場作品《紅》
另一演員是八十後的江帆，舞蹈科班出身，剛開始她認為這個樣板戲與她沒什麼關係，但慢慢地她發現她這一代人所接受的身體和思維訓練，其實還是跟以前那套系統沒有太大分別。
另一位同為八十後的舞者李新民，是文慧作品當中常有的素人演員。原來是住在大山上的孩子，自小喜歡舞蹈，因繳不起學費而到了城市打工，來到文慧的工作室中幫忙做飯和打掃，日夜看著她們工作舞蹈，慢慢開始試著上工作坊，最終成了當中一員。從這個現代女孩的身上可以看到與《紅色娘子軍》中主角吳清華的一種對照，在不同的年代裡，卻同樣有著對個人命運和社會階級的一種掙脫，同樣有著一種不屈的剛強個性。
「之所以一定要加入兩位八十後的年輕舞者，是因為作品不能只是呈現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必須要有反思，要汲取教訓和經驗。」文慧把不同世代的演員放在舞台上，呈現4人完全不同的身體質感，除了跟原來作品對話，同時也是不同世代之間對藝術與歷史的對話。
庶民的記憶：身體不是自己的
「《紅色娘子軍》是一條鑰匙，藉此反思那段歷史。我們用了3年時間來調查和採訪，包括一些當時的編導和舞者，我把焦點轉向中央芭蕾舞團以外、其他地區的歌舞團，因為當時全國各地都在跳這個作品，也採訪了一些當時的觀眾以及知識份子等，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反思。」
文慧特別憶及其中一段讓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採訪。「一位昆明市歌舞團的舞者講了很多故事，其中一個是她當時剛生了孩子一個多月還在餵奶，領導說要她跳這個演出，要求她打回奶針，立刻回去排練。但她還沒打，第二天馬上就回排練場，一邊排練時，她的奶水跟著汗水一起流到地板上，被其他男演員看見了卻羞得不敢承認。」聽到這件事情時，雖然當下大家都笑了起來，但文慧說，其實當時的感受十分深刻：「你的身體已不是你自己的，是國家在管控著，小孩不能吃奶就不能吃奶。這位舞者回去排練兩三天後，因為排練的壓力，奶就自動收了。但雖然有過這麼多的經歷，但現在說起來這位舞者還是覺得當時能跳這個作品，是她一生的光彩，她仍然感到很驕傲。」
以開放的態度呈現歷史
在大陸目前愈來愈嚴密的言論監控情況下，帶著反思與批判來做有關歷史的作品是否會有一定的危險？
「其實這種壓力，從九十年代我們開始做作品的時候，一直都是存在的，如果你不做，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但我們還是需要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我們一直強調，我們是在講自己的故事，這些都是真實的，因此我們會把正反兩面的觀點都呈現出來，很多訪談講的都是很正面的，因為對受訪者來說，她們是感到很驕傲的，這是真實的感受，這個我們也會如實呈現，因為要看待這段歷史，不是這麼簡單的，普通人的論述也很重要，我們盡量採取一種開放的態度，應該要讓觀眾看到不同聲音與態度的呈現，雖然我們是有自己的態度，應該要反思，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從94年開始運作以來，我們幾乎每一年都有作品。有些作品是用很長時間持續去做的，像《生育報告》我用了5年時間去不斷採訪，當時沒有資金也沒有發表的機會，我就一直去採訪，因為這個不用錢嘛，帶個錄音機就行。但也有些作品會在當下就出來了，像2000年的《身體報告》，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濟開始騰飛，整個社會所瀰漫的那種狂熱的慾望，我們便做了《身體報告》這個作品來呈現。還有2005年時做了《37度8》，是關於SARS事件，因為03-04年時我們在北京有特別深的感受，想要呈現當時緊張的狀態
「生活舞蹈工作室」，紀錄劇場作品《紅》
身體動起來時就是記憶
「『生活舞蹈工作室』好像有幾個階段。一開始，我們做的作品比較小型，因為當時沒有資源沒有演員，就兩個演員去做，或者邀請朋友來短期合作。從99年開始，我們開始有比較固定的演員，也開始有一些歐洲藝術節的邀約，就多了朋友一起來合作。到了08年，我們開始探討歷史的時候，就多了一幫85後的年青人來參加。他們這一批不一樣，不只是作演員，也去拍紀錄片、做舞台技術等，什麼都做，他們能力的界線愈加拓寬了。
08年時我們做了第一個歷史題材的作品《回憶1》，是我與一位作家，還有吳文光（92年曾拍紀錄片《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我們3人的童年都是在文革期間，我們以自己的身份，用了不同的角度去回憶我們的童年。整個作品長8小時，我作為舞者，選擇從頭到尾用一個動作，不斷重覆8個小時，其他2位也選擇了他們的方式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像吳文光就講他在拍這個紀錄片的事情和對這段歷史的反思。
《回憶2：饑餓》，是由這些85後的年青人回到自己村子裡去拍攝那些曾經歷過59到61年大饑荒時代的老人們，然後把紀錄片整理後所做出來的舞台作品。
《回憶3》是我回家鄉採訪家族的老人三奶奶，我先拍了紀錄片，後來再轉換成舞台演出。排練時我回到家鄉跟三奶奶一起排，因為她已經八十多歲了，不能出來城市，演出時我邀請了自己的母親，她當時76歲，今年她已80歲了，我們還要去歐洲演這個作品，她會跟著我去巡迴。
三奶奶的故事很像是一種中國婦女一生的寫照，她12歲結婚，14歲生小孩，又經歷過土改等歷史運動，這完全是一個中國女人的命運寫照。作品裡我以不同年代演員：我的母親、我、李新民（85後），再加上三奶奶的影像，來呈現四代中國婦女的故事。當中我跟我媽媽一直在對話，因為我媽那一代人會迴避記憶，她總是說『我不記得了』，在舞台上也會呈現這種真實狀況，但在排練中她開始慢慢講出一些細節⋯⋯然後我媽媽也有一些很慢的身體動作，都不是我教她的，我不會幫演員編排動作，因為身體是有記憶的，儘管一直說不記得，但其實身體動起來時，裡面就是那時候的記憶。」
生命與周邊社會一直在滾動，在個人與國家的大歷史裡，文慧一直都可以發掘到源源不斷的想要去做的力量和想法，未來還會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做下去，因為這已經跟她的生命密不可分了。「每個作品對我都有一種治療的作用。我都在當中重新學習到一些東西。每個作品也在梳理一些自己內心糾結的東西，過程中不管有沒有解決，但去做本身也是一種解決。」
在文慧的作品裡，舞蹈的邊界，是如此寛廣，不受年齡、身體條件與經驗等所限，而是回歸到每個人自身的生命價值之上，沒有比這個更令人期待的了，希望以後很快，我們便可以再看到文慧的作品。
《紅》
17/06 (五) 20:00、18/06 (六) 20:00
演出場地：文化中心小劇院
演出時間：100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演出語言：國語 (中英文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