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晚，從手機上看到朋友轉發的訊息，得知政府繼「秒拆」十六浦對開的老屋後，又打算放寬漁人碼頭地段的建築高度限制。朋友催我趕在公示期結束前把意見表填好再寄回政府部門，可甚麼是「公示」？政府是怎樣決定限高的？高度放寬了之後會對海岸線構成怎樣的破壞？老實說我真的一頭霧水，更遑論說服別人。不過，我還是打算填意見表，基於我對這個政府的不信任。
可是，然後，哇，他媽的，這甚麼表？「檔案編號」該填甚麼？「位置」該不會是填漁人碼頭就好了吧？還有要命的「地積比率」「土地重整」「城市設計指引」「公共地役」，這這這這填得滿頭大汗的我突然覺得自己需要一整個跨部門專責小組的專家來協助才能填好這表。
然後在史上最熱的清明節和表格奮鬥的我突然想起老得發黃的歷史片段，半世紀前，大概也是如此悶熱的一個盛夏，開往南部的每一卡火車車廂裡都塞滿了廢青，彷如中國過年回家的民工潮。在我的想像中，整個車廂彌漫著這群嬉皮難聞的體味、滿地都是扁了的煙頭、手拿著結他一頭長髮滿臉鬚渣的廢青們吱吱喳喳地高談闊論一年前的華盛頓進軍、重覆著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又或者哼著we shall overcome的小調。
那個夏天，超過一千名北方廢青來到密西西比，替那裡的黑人做選民登記。
那時代的左翼廢青，深知爭取民權不只是爭取那些政府還沒有許諾的權利，也包括那些政府宣稱已經給予人民但其實並沒有的權利。那時候擁有投票權的黑人比例極低，原因是政府故意刁難，例如針對黑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的弱點，把知識考核當作投票門檻之一，又或者把投票站設在非常偏遠的地方，而我懷疑──儘管我沒有相關的資料，當時的選民登記表格應該是份像迷宮般極端複雜的文件。減低人民參政門檻原本是政府最重要的工作，然而實際上執政者總是盡量把諮詢文件設計得複雜、難懂、苦澀、乏味，以冷卻市民運用公民權的欲望，增加他們參政的風險和成本。
不過，當時的廢青絕非只會埋怨「怎麼大家都不關心政治」，又或者扮演舊約先知的角色，惡狠狠加上一句「你們會因為自己的冷漠而得到報應的」。相反地，他們走進破敗的社區之中，和那些就菁英份子看來既不理性又容易被蛇齋餅粽收編的貧民住在一起，替他們做選民登記，教他們參政所需的知識。他們很快就大批大批地被捕、被打、甚至被殺，證明了這看似溫和的運動確實使保守勢力感到了恐懼。
如果以爭取黑人權益的「硬指標」來說，這1964年發起的「自由之夏」運動其實並不成功。然而，長遠而言，它擺脫了「你們應該站起來」的教條式口號，而激發了各種關於弱勢該如何參與政治的討論，溫和的、激進的、理想的、妥協的，弱勢參政的每一種可能方式都得到了探討和實驗，並作為珍貴的資產留給了以後每一個的叛逆世代。有時候呀，時勢使然，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天際線被殘暴地摧毀、空氣變成毒霧、人性遭到扭曲。然而，我們必須像好學的老師和學生那樣去問，我們從每一棵連根拔起的大樹、每一個被活埋的遺跡中學到了甚麼？這樣，澳門逐寸逐寸的死亡才能如滿地被踐踏成模糊血肉的木棉花般，生根發芽長成新的英雄樹。
長遠以來，我們傾向於認為，澳門公民的政治冷感緣於無知，因此我們奮力揭露更多的政治真像，因此我們努力地痛陳利害曉以大義。一年前的反離補運動，儘管威力大得讓政府撤回了法案，卻沒有強大到讓我們反省上述的菁英偏執。於是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著「壞的政治讓你買不起樓」「政府真的很壞」之類的老土對白，而忘記了公民不參與政治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了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方式論及隨之而來的絕望感；是因為只有烈士才能跨越的過高門檻和風險；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政治目標並沒有被轉化為即時的個人形象建構和良好的自我感覺。無論是建制派或非建制派，若真心希望提高市民參與政治的程度，都必須把關心的焦點從「為什麼公民應該參與政治」轉移到「公民該如何參與政治」的問題上。
是的，也許我們再看不見松山燈塔了。可是，至少這一次，我們學會了填意見表格，至少我們讓他們也學會了填意見表格。
在自由之夏運動中，志工在密西西比成立自由學校(Freedom School)，為黑人提供免費的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