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政府對民間社會服務機構的津助有增無減，但在大灑金錢背後，為何前線社工的無力感與日俱增？很多時想幫的人還是幫不了。社工越來越忙，但卻懷疑自己有多少時間真的在做社工？還是當求其打份工？今期我們請來「學‧問社會工作」三位不同背景和年資的民間社工進行對談，包括：資深社工阿佩、入行六年最終心灰意冷轉行的前社工Moon，以及從行政管理中途出家轉讀社工的Tracy，共同剖析民間社工在狹縫中生存的困境，以及政府銀彈政策支配下，社會服務「產業」衍生的各種離奇現象。
理想與現實 家訪 = 送禮物？
Moon：剛畢業時很多同學抱著很大熱誠，但做多幾年很快就會磨蝕，可能因為支援不足，也可能因為一些機構的文化。我記得第一年工作做家訪，但原來「家訪」的意思是送禮物到這些家庭，一天要送夠接指定的份數，竟然是以「量」而不是「質」去衡量我們的工作，你跟家庭傾談過甚麼，他們不關心，最重要是送了多少份禮物，有這統計數字就代表提供了甚麼服務？
Tracy：然後公佈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寫上機構做過甚麼服務，有多少家庭受惠。
Moon：當社工了解一個家庭的需要後，會想是否有其他方法幫到他們？但當我們想要爭取時，機構可能不支持，總會又有些理由說不行，上到政府層面可能又不知拖幾長時間，要辦哪些申請手續，到最後服務使用者可能已經等不到了。他們會覺得社工無用！幫不了我！這個印象令到社會大眾覺得：原來社工只是做這些？來派禮物？那跟義工有甚麼分別？其他人都做到，你為甚麼要做這份工？
並不是說所有機構都是這樣，還有一些很用心的機構，但停留在這個「原始」階段的也不少。這樣氣餒的環境，只會讓社工那團火滅掉，或者只當成是打份工，有餐飯食就算。
Tracy：機構有很多宏觀的行政考量，但這些考量是否切合前線社工看到的微觀需要，又是另一回事。說回社工註冊專業委員會，成員沒有足夠的社工代表，讓我們無信心的是，工作經驗令我們看到管理層考量的只是資源。如果社工想做更多，那你再「啃」多些吧，儘量用你自己的方法，動用你的資源，叫親友來做義工也好，反正資源就這麼多……
當然，行內還有很多有心的社工儘力去做。但回頭看澳門本地社工課程起步已經廿幾年，每年有這麼多畢業生，為何只得700幾人留在行內？很多機構在嗌救命，說不夠人。不少人做了一段時間都心灰意冷，覺得還是算了，看不到甚麼前景，不光是說家庭負擔、賺幾錢、份糧能否糊口，更重要是一種無力感。機構資源能否支持社工去推動一些工作，替服務使用者爭取更多？我見到的是，因這份無力感、意志消沉而離開多過為了人工高低。
請辦公時間再打來
阿佩：我想起多年前在政府部門做實習，真的被那種官僚嚇怕了。有一次我的案主打熱線電話來說：我要死了，我要自殺！那是星期五下午，差不多五點九要放工。我很擔心她，之後就是周末假期怎辦？我向機構負責人說了情況，對方只是說：沒有辦法，你不可以給她私人電話，你叫她打電話到社工局的諮詢熱線吧，有甚麼那邊會跟進。但我說那邊不是跟開這案主，甚麼也不知道，點樣去傾？得到的回應是：那也沒有辦法，叫她打明愛生命熱線吧。
我即刻翻查一份社工局諮詢熱線的對答指引，我看完後當場呆了！原來那邊只會說：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暫時無社工，你有問題可以在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再打電話來。我心想：下？！那人可能已經死了！為何可以這樣官僚？那是一條人命！可以因為政府架構內的行政程序規定放工後不可以致電案主，就跟我說生死關頭都可以置之不顧？我呆了，當晚回家只能坐著一直哭。我實在無法在政府部門待下去。
那部門也曾經有同事告訴我，除非對方主動提出，否則不要叫他們來面談，他們上來可能也只是要借錢。我當時很疑惑：對方打電話來求助，不是應該主動叫他們來面談，但現實卻是相反，總之你唔出聲我就唔出聲？也有較要好的同事告誡我：不要做壞規矩。
簡直不敢相信，你聽到的只是一層層的官僚，只要跟行政程序去做。現在社工註冊制度也是一樣，只是用行政程序的角度去想點處理、點規範社工，但沒有想過我們的服務對象「那些是人來的！」他們打電話來求助、告訴你最私密的狀況、說要自殺，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然後你告訴對方：對不起，辦公時間過了，請你星期一再打電話過來？一個又一個電話號碼，讓他們自己轉來轉去。試問怎能相信這樣一個政府主導的專業委員會可以幫到社工？
Moon：所以當社工局聲稱「委員會內四名政府代表中有兩名公職社工」，大家都很疑惑，他們的想法會跟我們一樣嗎？在公職體系中，他們已淪為一個「技術員」。不少有心的朋友進公職原本想做更多，但被上面一層又一層行政程序困住，一個活動計劃書、一張海報、一個字、一封信，要來回無數次才出到，光是做這些已經佔去大部分時間。但社工應該是對人，為人提供服務，不是光對著那些文件。
衝吧！追趕政府資源的電兔
阿佩：很多民間機構都「跑數」(資助)、很多文件要交給社工局，少了幾個活動、參加者就要扣資助。
Moon：其實是相輔相承。無左政府資源會影響我們的服務，死捱死做搞多些活動，但政府只是看活動和參加者數字，是否迎合他們想推的主題，不是看實質的效果和對社區的意義。如果滿足不了，資源又會少一大截，影響成間機構。做落去你會感到很厭倦，社工應是對人做服務，但為何我們會在「跑數字」？如果為錢，那不如做傳銷、賣保險？
對機構來說，辦一個活動參加者多，最好拿到獎，那當然可以繼續辦，但參加人數少就變得無意義？在我來看，服務人數少，面談、接觸的時間反而更多，社工對服務受眾的影響更大。主管的角度不一定是這樣，他們或會想：這行不通，參加人數太少，沒甚麼影響力，社會上沒多少人知道這活動，還是不要辦下去。
澳門邊度有社工? (虛線代表澳門仍未有開展的服務範疇)
Tracy：有時開新服務參加者自然會少一些，他們沒有看到服務受眾會一直累積，到最後只會說：這活動沒有政府資助，還是算了。當然，機構從行政角度出發，社工看到的是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想為他們爭取更多資源，兩者不一定對立，但宏觀和微觀之間要分隔一點處理，不是全都綑在一起。有一種很差的感覺是，機構是否只是利用我們去跑政府數字(資助) ？
Moon：我離開這行業主要是心灰意冷，覺得做下去不是在做社工的工作。可能機構都有佢立場和苦衷，若不這樣做就真係無呢筆錢，如何經營下去？但人手不夠，一個人負責幾十個活動，有幾多質素可以給到服務使用者？為何我要做這麼多，卻做不到我想做的？我覺得這樣對唔住自己，亦對唔住他們。
當「行政主導」取代社會關懷
Tracy：社工發展已經出現一種不平衡，整個執業註冊制度、服務範疇、專業發展都係「行政主導」。機構都盯著施政報告、甚麼發展藍圖，等政府畫好個餅再做事，令社會服務發展很單一、不全面。政府這期鼓勵復康，間間機構都跟著做復康。青少年工作也是一樣，無理由今期做禁煙就不做禁毒，做禁毒就不做禁煙，青年成長遇到的危機很多樣，可以是毒品、賭博、吸煙、性犯罪等，但政府今期說要大推甚麼，就一窩風跟住去，其他服務就會經營得很辛苦，機構很勉強才批些少資源。
機構睇住盤數，社工先跑程序、拿資助，有剩餘資源再推動他們的理念，光是滿足政府的期望很失衡，令社會服務變得「避重就輕、頭重腳輕」。
Moon：例如石排灣公屋群，當社工局開標要增設一項服務，各間機構都爭著去搶。其他社區同樣需要這服務，但為何機構之前沒有想辦法去開拓？等政府有錢批才出聲？教青局的年度資助也是有指定主題，無論機構或服務使用者都跟著這些政策和資源走。見過有年青人同時間參加十個活動，互相可能是重疊的，他們也會比較，看哪些活動有證書、回學校可以加分就搶著去，成件事變得很扭曲。
為了滿足政府每年這些主題，社工要應付大量文件、交數，疲於奔命，有三毫子差額幾乎也要重新蓋章、簽字，再跑一次程序，我寧可自己出錢補回差額。政府三毫子就追得緊，但跟Client卻不會這樣緊張。
資源競逐：強者更強 弱者更弱
阿佩：政府有時太重視一些政績，忽視了實際社區在地的需要。局方著重推很大路的東西，例如青少年服務年年都是推道德教育、性教育、鼓勵做義工等，這些不是無需要，但一些小眾也很重要的服務，例如：青少年精神健康從來都不會提。你想幫一個青少年精神病康復者找一些資源，或者在康復過程中找一些同路人做小組分享，在澳門都很困難。這些從來不是政府關注。大家都在爭一個餅，現在推的社會服務、政府每一年的所謂焦點，是否真的很對準社會需要？有，但只是一少部分。
我相信同業也有反映過，現在青少年精神病上升速度很快，但現在只是開了一個新機構跟進為25歲以下人士，但其他配套呢？如果患者暫時不能上學，那是否在家中呆一、兩年？想幫他再找其他資源，無，答案是零。作為一個社工，你只能長期跟進，帶他到不同地方找不同資源，儘量重建他與社區的聯繫，只能是這樣。但全澳門都沒有一些針對這種狀況，有一些對口的支援，會覺得很荒謬！為何明明有這些需要，但從來無人關顧？
所以說政府只是好心做壞事，拿一大筆資源出來，是否真的幫到機構？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按個別服務的必要性去資助，最重要是有足夠的數據和成效說明這是有必要，那你可以去資助，而不是這樣定一個主題、規範才去資助。未來資助再有調整，燈油火爉全包，會否令大家挖空心思想再拿更多？到最後會否仍然是手握大量資源的機構有更多，邊緣的機構只是拿到少少？
安靜的孩子有糖吃？
阿佩：澳門文化就是這樣，誰有錢誰話事，下面的人都是跟著上面走，有時公義只能放在一旁。一些小型機構真的無辦法，為了保住這筆錢，有些政策問題見到也未必會出聲，寧願靜一些，選擇站在支持政府的一邊。
這或許是一種官民合作的「默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前幾年九澳飛灰事件也有幾間機構在重災區，一間老人院最靠近飛灰場，只有幾百米，我不太明白作為一間機構負責人，為何還可以說：睇下點，睇下情況先啦！可能政府都做緊野……但你看到事件揭出來後，水泥廠三年都無改善過，甚至有人懷疑因飛灰、水泥塵等原因患重病、離世都可以唔出聲？
或許在這種大環境下，大家都不敢「逆意」，不用講出口，已經明白了。你拿到咁大筆資源，難道不害怕？咁大間公司養住一、二百個職員。我出一句聲，怎知道會否之後這個計劃不批，另一個計劃又不續期？大家都有壓力。為了生存，有時理應為公義發聲他們也選擇不出聲。為何只得幾間機構在爭取、發聲，其他的卻視而不見？
Moon：你看家暴法、九澳飛灰有多少機構發聲？這次社工註冊諮詢就更少……
社工如何政治中立？
阿佩：選舉期間，為何社工要替任職社團安排公公婆婆去投票？為何要教他們這是哪一組候選人？社工本身應恪守政治中立，但有人將他們扯入政治當中，傳統社團都在做這些。你說沒有，真相明眼人都看得到。有時反而不是局方，機構本身對社會工作的理念是否認識？對這專業是否夠尊重？很影響社工能否中立地做一些工作，但監管者不會看這些，為何這些無人會出聲？
Tracy：正因為有這些社團文化，我們更關注社工執業註冊制度、專業委員會將來能否真正起到監管作用。我們的關注是希望這些機制有實效，不是只有門面功夫。對於現存問題，作為專業的一份子是否有能力改變？
駐校社工的尷尬
阿佩：曾經有駐校社工被學校安排熨布、看乒乓球檯、帶小朋友去洗手間，只因她看起來很閒，但其實午休是社工見學生最黃金時間，有時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會覺得：為何老師都可以做，你不可以？社工反正只是傾下偈，很清閒，哪裡有需要就去哪邊「補位」。我想說的是，社工不是高人一等，不應該或不用做這些，而是希望不要誤會社工不是無事可做。
也有駐校社工試過頭一年只能用兩個貯物櫃，上面放一塊板，再加一張學生檯，當做辦公室工作，完全無法相信！隔了兩、三年學校才願意給他們一間房，社工要入班做輔導也要事先申請，講明他們要說甚麼……
Moon：最近在網上也見到一位同工的親身經驗，原本她們在佈置一個輔導室，很希望學生來到不是像「審犯」，願意主動過來建立關係，了解他們的狀況，但有天學校沒有通知就請阿姨清走所有東西，校方說希望社工與老師關係近一些，直接將社工搬到教員室。完全無空間與學生單獨對話，那學生怎會再進來？我真的很驚嚇！真的完全沒有尊重過，校方連問一聲也沒有。
阿佩：還有「保密原則」，部分學校與社工經常有很大分歧。有時主任會想了解社工與學生傾談了甚麼，但基於保密原則，有些內容社工不能夠全部都講，這就很容易招致投訴：為何學生的事你傾完不可以告訴我？在學校管理非常講求紀律、絕對權威的情況下，可能覺得社工隱瞞了甚麼，這是他們無法接受。在學校眼中，社工只是輔導老師、一個監管者？老師會將所有情況在校務會議講出來，那按照這樣理解，社工也應該這樣做？
如果沒有校方的理解，前線社工會很受壓，學生是基於信任才告訴社工，另方面，校方要求社工和盤托出，老師或許可以，但社工不可以，因「保密」是我們的專業守則。當然在社工倫理守則中，也有一些特殊情況是比「保密原則」更重要，但並不是事無大小都要向上司匯報。在一些社服機構也很常見，特別是上司不是社工，有時是社工也會提出這些要求，這樣前線社工會很難做，感覺上是要出賣我的案主來贏得上司的信任？這樣很慘，也是社工經常要面對的衝突。
Tracy：第一次註冊諮詢時，我們已經有討論其實社工是否屬於一個專業？有無人明白社工是做甚麼？很多駐校社工、外展社工都面臨一個問題，沒有太多人明白他們是在做甚麼，為何他們需要一間房，一個這樣的空間，不是因為社工想坐得舒服些，所以兩個人一間房，老師就要十幾人一間房。
阿佩：他們可能覺得社工要做特權份子，有時學校可能會這樣理解，但我們說的是工作需要，一個獨立空間去與案主面談。學校可能覺得社工不用改稿又不用寫東西，只要靠把口？最基本的設施和空間都不夠 ，同學生去花園、教員休息室、醫療室傾都有，這些都是幾年前的真實個案。
註冊諮詢 第二輪硬仗
Tracy：第二輪諮詢政府看似很開放，有讓步，說甚麼意見也會聽，但文本內容只是換湯不換藥，在玩文字遊戲，沒有解決三年前我們提出的質疑：專業委員會組成、外行人管內行人，只是從法律、行政角度規管社工。正因為現在整個行業已經很行政主導，發展很失衡，我們更擔心將來專業委員會由政府主導。而整個諮詢都被冷處理，開頭得一個月時間，大家都還未消化，只得部分團體手上有諮詢文本，這樣大家怎去諮詢場俾意見？每晚要跟不同的團體、班級的學生開會，有同事逐個逐個打電話給學生，已經很累，後來還有文章攻擊我們……
阿佩：穿黑衫就說你無禮貌、不尊重，多發兩次言就說你搶咪？機構諮詢專場只得兩場，員工和機構負責人被安排在同一場，你見到老細在前面都無出聲，做員工的如何敢講？正如機構現在收社工局錢，社工局長坐在前面，機構哪敢出聲？
你跟對方說文本、講專業，但他跟你說福利、講資助，說之後會有調整，你們薪酬福利、前途都會好些，當然大家都關心生活，但這個不是文本的焦點，他會用這些表達，給人的感覺是：政府已經非常恩恤你，請你收了恩恤之後保持安靜？
後記：
澳門，確是一個反思金錢價值最好的實驗場。蜜糖太多，反而糊住了社工的翅膀，再飛也飛不掉。
站在各種社會危機的前緣，社工就像張開一張安全網，及時向不幸的人伸出援手。但當公職社工變成福利官，民間社工只被視為活動協調員，當社會服務變成「產業」，以人為本的「服務」失去了溫度，民間機構為競逐政府資源失去原有的社區活力和自主性。一批批有熱誠的社工被拔掉翅膀，會更深沉的感受到澳門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