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香港佔中/爭取真普選/雨傘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然而,有一個基本問題,甚少被討論和釐清,即:民主究竟是向誰爭取?是向人大、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權貴,抑或向警察、法院爭取? 不首先確定這問題的答案,我們無法正確地評估各種策略的適當性和有效性，無法正確地評估運動的成敗,也無法正確地掌握未來的前進方向。
權力的三面(The three faces of power)
指出答案並不困難,但為更好的理解,我們從 Stephen Lukes 的權力理論說起。
Lukes 認為權力有三面或三個向度。第一面是可見的權力(Visible power),即在決策(Decision making)中顯現的權力,權貴(The powerful)主導決策,作出有利於自己而不利於無權者(The powerless)利益的決策。例如,人大、中央政府可以作出排除人民平等參與的政制決定,特區政府、警察部門可以作出傷害。
權力的第二面是隱藏的權力(Hidden power),即通過政治、經濟、媒體以至民間社會等的建制,權貴主導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阻止無權者的利益訴求成為議題及進入決策程序。例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拒絕承認和討論人民平等參與、公權力受人民監督等問題,而將民眾的抗爭設定為革命、被外國利用、違法、妨礙他人、無禮貌等議題。
權力的第三面是不可見的權力(Invisible power),即無權者將權貴主導的社會觀念內化(Internalization),成為不利於無權者本身利益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例如,許多民眾相信:抗爭者不是爭取民主,只是被人利用或別有用心;抗爭無用、不可能成功;民主要由中央給予,如中央認為民眾未有能力實行民主,不應爭取;爭取民主危害國家安全,是賣國;爭取到民主也沒有好結果,會比現在還差;不安份搞事的人,打死最好……
外在和內在的枷鎖
按此理論去檢視佔中運動,可以清楚看到,在三個向度上的權力不平等同時存在且互相緊扣,在三個向度上的抗爭也同時展開並互相影響。
決策和議題設定方面的權力不平等,由現行政治制度、法律、警察等國家機器支持。這些建制,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執行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則保護既得利益和特權,形象地說是防止現存權力關係發生變化的外在枷鎖。
顯然,要突破外在的不平等結構非常不容易,但更加困難的其實是突破內在的枷鎖。Antonio Gramsci 將權貴主導的社會觀念內化成為不利於無權者本身利益的虛假意識的現象稱為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認為這與國家機器同樣是統治階級維持其政權的必要條件。
對抗決策和議題設定方面的不平等結構,爭取民主(平等參與權)的運動,在香港已有較長的歷史。而這次佔中運動特別突出的特徵是,民眾之間在意識上的對抗特別激烈,以至於使許多參與和支持民主發展的人都感到困惑。個人認為,這情況其實提示:這次運動比以往的抗爭都更加接近真正的突破,正因為更加接近,對民眾內心的虛假意識構成實在的威脅,所以才有激烈的衝突。
這或可與特定的歷史階段比較,例如辛亥革命(其實並非孫文發動和領導)發生之前,當時的許多民眾相信:孫文是勾結外國勢力的逆賊,中華五千年以來都是帝制,妄圖推翻皇帝、建立共和,是違反天命、不符合國情、不可能成功、將使國家變得更差,無君無父的叛亂份子當殺無赦……
人民覺醒和社會重新建構
在權力的三個向度上,國家機器和文化霸權互相緊扣,看來非常強大、牢不可破。然而,歷史展示的是相反的事實。特權統治階級企圖讓民眾相信,民主是外國的東西,不適合本國。然而,歷史明確展示的是,民主在任何國家,都不是向來就有的;在所有國家,無權者最初都是奴隸;在所有國家,都是通過人民的抗爭,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外在和內在的枷鎖,使社會向更尊重人民權利、更民主的方向發展。
這社會演進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歷史明確顯示,民主並非因為權貴的善意、自願放棄特權而得以發展。權貴階級中的個別人或許會有偶然的選擇和行為,然而,權貴作為整體,其歷史角色和任務是保護既得利益,防止現存的權力關係發生改變。所以,民主並不是向統治階級、權貴爭取的。權貴,只有當維持落後的社會制度對他們的利益反而做成更大的傷害的情況下,才會自願接受社會的發展──回顧資本主義社會由早期極度不公平的原始積累時期至現今的發展,便可清楚看到這情況。
電影”Matrix”(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對權力的第三面/文化霸權作了創造性的戲劇演繹:所有人”生活”的世界原來是虛擬的,真相是每一個人自出生開始就在一個膠囊裏沉睡,為控制一切的母體提供能源。雖然,電影故事的主線是The one(救世者),那顯然不是現實的解決方案,但是,上述演繹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人民的沉睡是看來非常強大的母體維持其管治的必要條件。
在權力的三個向度上,國家機器和文化霸權互相緊扣,這個看來非常強大的系統其實依賴於人民的無知(Ignorance)、無感(Indifference)和無語(Quiescence)。
也就是說,當人民醒覺,這個系統必然要發生改變。這從反面也可以印證:佔中運動面對現存的不平等結構,力量懸殊,無疑地是雞蛋與高墻,然而,特權階級不但動用國家機器,還不遺餘力地通過所有文宣機器(有興趣者可點算或收集人民、環時、文滙、大公、東方等就佔中運動所作的論述)予以對抗,這樣的厚待,並不是因為抗爭者人數真的多到難以控制或真有什麼能力對警察和法治造成衝擊,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防止佔中運動成為使人民醒覺的紅色藥丸。
人民的主體是無權者,既然無權,即使醒覺又如何導致社會系統的改變?
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有助於理解這過程。理論的要點是:社會結構不是外在於人的實踐而自行存在和延續的;社會結構是以往的人的社會實踐累積的結果,它作為現時的人的社會行動的前提,為此提供條件和限制,而通過現時的人的社會行動,再生產出社會結構,從而使社會結構得以維持和改變,這過程稱為結構化;當中的人是有動機、理性能力和反思能力的行
由此可見,社會其實是在不斷的重新建構之中,人是其中的關鍵,人的思維模式和社會行動的改變,必將導致社會結構的改變。
至此,可以回答民主向誰爭取的問題:民主是向人民爭取的。在此基礎上,評估爭取民主運動的成敗,要完整地考慮權力的所有三個向度,除了要評估運動對社會決策和議題設定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評估運動對人民的思維模式和社會行動的影響。關於後者,理想的是大多數人民信納民主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然而,民眾改變以往對社會決策和議題設定的無知、無感、無語的狀況,而開始自主的關注、反思、發聲,已經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至於民主如何爭取的問題,在此不擬作深入的探討,而止於建議:
1) 在選擇運動策略時,同樣要考慮在權力的所有三個向度,特別是對人民的思維模式和社會行動的影響;
2) 已醒覺的人民,可將努力集中在 Giddens 指出的三個社會互動領域,即:溝通(Communication)、權力(Power)、認可(Sanction),從而有意識地促進社會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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