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說要再修章已好幾年，社會都極少討論和關注。近期爆出連串醜聞，曝露校政作風越趨封閉、官僚，試圖以政治化妝來淡化危機，以語言偽術來模糊道德價值，以絕對的權力優勢來排斥異見，澳大修章快將進入最後立法階段，當下似乎比任何時刻更需要審慎思考，澳大脫離公法人的利害關係。
澳大為何要修章？在網頁上能夠找到這幾句口號：「配合橫琴新區發展」、「更能體現自主及問責」、「邁向一流大學」，那即是怎樣？前校董會主席謝志偉的一篇文章或許說得更直白些（見附表），所謂適應大學「現代化和國際化發展」，總括而言即是：大學加薪、編製跨年度預算、採購物資彈性更大。脫離公法人之後，財務和行政的自主性更強，毋須緊跟公職規定，超過五十萬採購或工程項目要招標，超過幾萬要詢價，貨比三家；《行政程序法典》將不適用於澳大，行政法院再無權處理校內涉嫌違規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度訂立的《澳大組織章程》，已經由校董會取代政府直接監管，確保「學術自由」，亦有權按既定程序公開招聘學術和行政人員。從2008至2012學年，澳大的教員人數從原來409增至481人，而行政人員數目增幅更超過七成，從490人增至791人（近兩年數據網上未有公佈），其中特准高於公務員頂薪聘請的講座教授，從1名增至10名。然而，澳大亦指出，06年修章後一般教職員加薪幅度與公職脫鈎，差距拉寬，令內部出現不少矛盾。
校內仍有工程進行中，部分設施不開放給學生使用。
有錢就有競爭力？
如果說，澳大修章的其中一大目的是提升競爭力，以更高薪聘請一流人才，剛被澳大無理指控和解僱、曾經是教務委員會成員的前澳大副教授仇國平，對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現在澳大教授級的人工已相當有競爭力，比歐美一些名牌大學高至少一半，加上澳門是低稅區，但吸引外國有名氣的教授不一定用錢就可以。」他指出，學術自由、有沒有終身聘用制、是否有優秀的研究生團隊、研究經費，以至配偶就業、子女教育條件等等，都是外國著名教授考慮會否來澳門的因素，而這當中有的澳大是相當貧乏。
仇國平表示，作為一個學者，更加會考慮如果離開了歐美的學術主流，可能一些重要的學術研究項目便輪不到自己。「澳門的研究項目多是與內地有關，但你是外國人，敏感的不會讓你做，樣樣都隨時會變成國家機密；重要的國家研究項目，你不會說中文，又或者不是在同一個學術圈內，可能要靠內地教授的關係才有得做，這沒甚麼意思。」
校園赤化？
近年港澳大學的師資不少是「海歸派」，學術圈內耳語自由風氣不復當年。仇國平認為師資優劣不應以來源地論斷，請「自己人」也不一定只是來自內地，但一個實際情況是，內地教員確實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會比較容易受影響，「他們的家眷還在內地，始終有多一重顧忌。倘若一些對政治積極進取的，便可借此扶搖直上」，這確是對學術和言論自由的一種侵蝕。
監管太少不是多
他認為，現時澳大的薪酬結構，確有「肥上瘦下」的感覺，因為校長、副校長、客座教授都可自訂薪酬，但將來如何確保不會令肥上瘦下更嚴重？無論財務、校政和學術自由的監管，將來有何機制監察和制約，減少舞弊和濫權？如何向納稅人負責？這些官方都從沒有諮詢和公佈。「說到底，修章只是令學校花錢容易些，對競爭力不會有太大作用。相反，現在澳大的監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呢頭定法律，轉頭可以破壞規矩。既有的制度都可以無視，不遵守，將來有違規事件連行政法院都無權介入，連官司都無得打，還可以怎樣？」
前澳大政府與公共學系副教授仇國平
校董會=獨立監察？
從權力架構上來說，雖然特首只是掛名校監，極力強調「學術自主」，但校董會成員由特首直接委任，新一屆的校董會主席、澳門科大名譽博士林金城，本身是崔世安的智囊，去年獲委任為行政會成員。從仇國平事件看到，官方意志對校方的影響力非凡：一封由特首辦轉介的投訴信，足以對教學人員展開紀律程序；一個已查無此事的匿名投訴，可以重新復活，甚至變成解僱的理由；紀律調查完結，校董會拒絕了當事人依法享有的上訴權。儘管校方的推諉和遮瞞態度，顯得相當拙劣，指控理由站不住腳，但客觀事卻是成功為政府清除了一根眼中釘。
澳大在修章過程中，經常引用香港和新加坡公立大學改革的例子，但澳門體制外監督異常薄弱，打壓學者和性騷擾事件激起的輿論批評並不少，但未見對澳大有絲毫影響；官方委任的校董會，不會見到民主派或獨立人士。倘若脫離公法人，澳大會否變成另一間澳廣視：由政府養起，只要向當權者賣乖，完全不受社會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