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清楚那條界線在哪裡，無論是真規則還是潛規則都很模糊，不是很嚴緊控制的那種手段。但當一有事情發生，校方可能不會第一時間保護你，而且反應會很過敏。」談到澳大的學術自由，這位老師沒有外界想像般悲觀和顫顫驚驚，她認為在課堂上、在研究上，澳大還是有廣義上的自由。在她看來，澳門對學術界的管控仍是處於不穩定、變化之中的階段，不是最好，但也未到最壞的時候。
「有時學校可能是害怕多一點，然後自我審查，又或者下面的人想討上面的人歡心。澳門還是處於一種比較鬆散、不成熟的組織和控制，不像是新加坡把這一套已玩得很精密，連上課用的PPT也要事先檢查；學者受訪批評政府，校長會對你很關切。現在的控制是變化、不穩定的，當然，正因為還未劃清這條『底線』， 更應去爭取、衝撞這條界線。反撲肯定會出現，對方也會有準備，要捍衛自己的版圖，但如果現在不衝破，根本不可能爭取到更大的空間，相反只會越來越緊縮。」
校園去政治化的趨勢，她認為跟教師的專業發展方向、政治取態有關，但不能否認，校方自我設限的保守態度不利於教師介入社會事務。較少人談及的是，近年澳大傾向以教師的研究成果、刊登國際學術期刊的次數作為評核重點，教學表現、老師的社會參與被擱在一邊，這種商業化模式將教育變成流水作業的生產線。對教師而言，光是要應付學校這些「硬指標」已非常吃力，這都是壓抑教師社會參與的因素之一。
近半年澳大風波不斷，無理解僱積極參與社運的副教授仇國平，畢業禮上保安粗暴將高舉「支持學者發聲」的女學生拖離場，在民間和校友一遍聲討、或聲援之中，澳大教師看似沉默，但其實每人心中也有一把尺，有的暗暗為學生表態感到驕傲，更多是難以理解校方的過激反應，淪為社會笑柄。這位老師指出，仇國平事件顯示校方的處理缺乏「程序正義」，沒有一個獨立、具公信力的委員會主導調查，公開結果。如果校方不是以教學表現、操守來決定老師的「生殺大權」，難免日後有其他教師因政治理由被解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