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二十五年前，我們幾個東亞大學的學生和一個助教參加吳國昌搞的「國情研習班」，大家興高采烈離開紅街市教區牧民青年中心，我與那位助教準備在高士德紅街市巴士站等巴士返回氹仔時，突然有幾個看不清面孔的彪形大漢走近我身旁，我只聽到一句︰「靚仔，唔好咁多事呀！」二話沒說就將一個可樂樽當頭打下來，我立時驚覺︰這是紅色恐怖—頭上立即流血，可能我小學時與同學玩得撞頭比賽贏得多，練成一個硬頭，好像不感到甚麼痛楚。雖不斷流血，但仍然急步追他們，到了義字街才追不上，我才不支倒地暈了。
聶國瑞當年訪問經澳門逃走的六四流亡人士。
在被送到鏡湖醫院急診室縫針時才知悉區錦新也被施以「紅色恐怖」，當然我們在面對傳媒訪問時都異口同聲有人要我們收口不要再罵他，他本來是兩隻腳，我們就說他四隻，尤其是六月十日兩萬多人齊集大三巴聲討他出賣澳人時，我也站在台上義憤填胸怒罵他，其實現在回想，他有不對，但我侮辱了那真的四隻腳的動物，也有點年青氣盛。既然講了，見紅也是甘心承受的。 但見過傳媒後，恐怖的事接踵而至，不再是紅色了，是徹底的封殺，要我不能在澳門街立足才是最恐怖的，要人乖乖就範，噤若寒蟬，生人勿近，無立錐之地，這才恐怖。
先是我們做學生的一一被家長訓斥，為免惹家長再受不必要的擔心和牽連，當時成立準備長期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要宣佈解散，所有仍然暫管的市民捐款都全數撥捐香港的支聯會。當然有人謡傳我「獨吞」了捐款，好像到今天仍有人說，這是後話。我現在手上的單據和昔日的報道都可以做證我是清白的，但我從不去辯白。我們的小組同學成員個個都能夠變身不受任何的牽連，但我從此就背負了小組負責人的污底，任是洗也洗不清了。
隨後我的工作和前途都因為這個底無法像別人平步青雲。我在畢業後，申請到澳門電視台工作，主管說很想聘用我，但可惜我的背景不被錄用。幸好電台主管接收了我，我就獲得澳門電台聘用做記者。那時的澳門電台人才濟濟，也是三教九流，我們都能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最難得的是主管力撐我們只要是好新聞，哪怕是得罪人獸不分的權貴也為我們頂硬上。做了記者那麼多年，我真的很懷念那三年在澳門電台的打拼日子。我能申請到一個到英國短期學習的獎學金，也是因為主管支持。
滿以為白色恐怖開始染回色彩繽紛，誰知發生一場公共事務烽煙節目「今日脈搏」封咪事件。為了堅持傳媒自由，與當時的澳葡政府硬撼，由主管到編輯到記者十男女集體辭職抗議。為自由奮鬥是我一直堅守的底線，我當然不甘後人。走了十個為新聞自由拼搏的人，澳門電台後來怎樣的光景，大家都有目共睹，盡在不言中。原來我們十個最痛心的不是被當局打壓，大家都認為是有本事之人，怎會不能在當時傳媒好景之秋覓得一職？真的在辭職時沒有擔心過前路，痛心的是被一個一直在鼓動我們積極抗爭的「當事人」做了無間道。他從此平步青雲，時窮節乃現，未窮都現，焉能不痛心呢？
其實我說在為自由打拼時，真的有點「自命清高」，像舊同學「大鳥」編導的唐吉訶德原著的角色，一直在跟不停轉動的風車對打。有舊同事跟我說，有最高當權者放話下來，聶國瑞離開澳門電台後，休想在澳門的新聞界立足了，真的是言出必行呀。我即使願意答應一間報館，以電台工資不到一半當記者，最後也因為受了某方面壓力而告吹。我狠下心拋下太太和年幼的女兒返回我的出生地香港做記者。做過電台的財經記者又做過剛開台的有線電視社區記者，後因為太太懷的第二胎流產，我覺得一直為新聞自由打拼，但身邊的家人又照顧得多少呢？我想重返澳門工作方便照顧家人，於是主動找當時的亞洲電視新聞部主管。不要看他粗口爛舌，見我時也在一間酒吧「盤」我，一拍即合請我做駐澳門記者。既然是香港一間傳媒機請我，那些人獸不分的當權者自然奈不了我何，我又再重返這個圈子了。
弱台無新聞嗎？亞視跟當時的大阿哥無線和後起大灑金錢的有線電視真的不能相比，但我們不甘於認命。器材不足，人手不夠，我們做記者和攝影的唯有多行一步，死纏爛打。雖然封殺還是照舊，就因為人家不用我賣帳，我賣了帳人家也不領情。我做傳媒的心得是在不斷被封殺的空間開拓點可以透氣的縫隙。傳媒的高層一直在跟我不合作，我惟有廣結善緣，與前線的行家保持友好合作關係。我反擊白色恐怖的策略就是首先自己不要沉默，但不要急於逼沉默的大多數表態。他們沉默多時自有他們的理由和苦衷，只要他們不反對你就是支持你了，他們可以暗中支持你發聲，其實也是支持了。我於是在可以為行家爭取到採訪方便時大家合作，在不違背自己新聞道德的底線—不受賄和不只報喜不報憂，我都儘量與行家行方便。你清高也不能阻人「搵食」，其中一法就是，在徵得香港主管同意默許，我帶備相機 (那時未用數碼相機)早上有新聞時因為電視新聞已有同事在拍攝，我除了採訪外，也為一兩間小報和一間大報 (姑諱其名) 的行家(他們要睡覺)拍照，自己掏腰包晒相派給他們，換來我晚上可以有多點睡眠時間，他們在晚上有突發新聞時通知我去採訪。當然他們是背著主管跟我合作的。
我為亞視當駐澳門記者幾年間人工不斷跳升，除了正值港澳前途問題和澳門治安惡劣外，我與同事拼搏也是原因之一。我實在很拼搏，拼搏到連我大女兒在學校拿獎時，一聽到當時司警司長白德安座駕爆炸就衝去採訪；我也經常與一家人出外吃飯時，有重大新聞就置家人不顧趕去現場；也試過追訪司警工作踩上他們當時位於時代中心的分部；被白德安押入內，我竟報治安警說被綁架；我一直很努力為我所謂的新聞自由打拼，但當年一個個一同奢言理想的同事行家轉行的轉行，做高官的去做高官。人各有志，我從來不去埋怨，大家都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何必相譏呢？
但想到家人時，只能有愧於心。我若繼續下去，離婚的路走硬了，既然封殺是逃不了的，白色恐怖依然無法變回色彩斑斕，沉默的大多數依然沉默，最終落得家散了，就真的讓人寒心。既然不想做埋沒良心的傳媒人，也不願意出賣靈魂換富貴，於是我毅然在可以選擇情況下避秦「急流勇退」，移居他方。
我不是沒有努力過去打破沉默。我一直佩服吳國昌和區錦新，他們一直在發聲。我其實也只是竭息十年八載，沒有沉默過，不曾為自己曾經發聲而後悔過。我不做傳媒了，不是因為死心，而是我去做傳道了，覺得迎抗白色恐怖不是敢於發聲就能消除；耶穌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聖經馬太福音十章28節)
製造和實施白色恐怖的人頂多只能殺你的身體，甚至全家，但不能殺你的靈魂。既然不能殺你的靈魂，為甚麼要怕他們呢？甚至先出賣自己靈魂為保自己身體呢？身體始終都要死一趟，我們的靈魂為甚麼在身體未死之前已先「自殺」呢？問題是怎能保得住你的靈魂永遠不死呢？我會回來的，不是再做傳媒。在澳門，像我以前那樣做傳媒，只會越做越「霉」。不要看別的，像我的師妹搞這份我看都未看過就要我幫她寫稿的月刊。我會回來做傳道，也來發點聲，提醒大家不要靈魂在身體未死之前先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