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善堂前行數十米，便來到「上架行（音：航）會館」。金色的大字、灰色的青磚，抬頭一看，上層卻是黃色的外牆和綠色的窗框，有着五六十年代廣東騎樓風格，與下層的中式古廟外觀明顯有別。當中的一磚一瓦，亦堆砌出澳門早期華人組織的面貌。
魯班誕理監事會合影(1950年代)
逾170年的木工團體
「上架行」即木藝行、搭棚行、打石行，故又稱「三行」，現專指「木藝工會」。上架行會館最初是一魯班廟，其建廟年份可追溯到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甚至更早，但確切年份已不可考。「每個廟宇、會館都會有一塊建寺碑或鼎建碑。上架行會館應有四塊石碑（建寺碑早就消失了），而最重要那塊的碑文已風化到模糊不清。一流的歷史研究都只能引用剩餘的兩塊石碑。」本地歷史學者林發欽解釋，風化的原因可能因為水浸。現時上架行會館的位置於百多年前屬海邊低窪地區。「百多年來，總是十年一大浸，五年一小浸。上架行會館亦曾經重修，原來的碑石文已沒有蹤影，所以根據現存資料我們只能說建廟年份能追溯到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
早期澳門手工藝發達，木工藝在內港一帶更是集中。即便到今天，神像雕刻業的痕跡依舊暗藏於那附近一帶。於是當年木工匠都會聚集於內港一帶；僱主若需要木工匠，便會去到內港物色。久而久之內港一帶出現了一些聯誼性質的組織。「由於中國人都習慣有些民間信仰，木行自然信仰魯班，在這情況下有人提議集資供奉魯班，於是有了這一個廟宇。同年創建了上架行會館。」
會員證
子弟學校舉行家長會(1950年代)
子弟學校慶祝兒童節(1950年代)
助人自助的早期華人組織
當年的會館或公所跟今日的社團職能相近。在殖民政府管治的年代，一些社區組織工作透過公所及會館的協作而做得更完善。「上架行會館早期其實不是(今天的)工會，而是勞資雙方混合的組織。早期澳門很多社團都是這樣。例如鮮魚行總會當時也是勞資混合的組織。回歸前澳門華人勞資關係不是最重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澳葡政府和華人社區。為應對這矛盾，他們必須要團結。雖然會有些內部不協調，但很快就因為這主要矛盾而妥協。」林發欽分析道，「例如上架行會館，其穩定性某程度令人吃驚及佩服。」除訂立行規，規範當時工友的「標準工時」及「標準工資」外，當時甚為先進的會員福利制度亦成為組織團結及穩定的關鍵。「它有很多內部輔助機制，包括工友傷亡事故援助機制等，都是些很優良的傳統，還有帛金機制：工友過身，他們會代家人處理治喪後事。這些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朋友幫下手」，而是一種有系統、有制度、有組織、有會議紀錄文件的捐贈制度。一大套制度，非常完整。在如此傳統穩固的機制下，內部穩固性是很強的。」
除了會員保障制度，上架行會館亦曾辦學，讓木工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機會。這亦是早期華人社會教育的特點。當時葡人政府基於各種原因，早期對華人教育抱放任態度。華人於是承擔自己教育，自己辦學，而當年辦學的地方，正是今天的上架行會館會址，即以前的魯班廟。「為此他們亦曾改建廟內一些地方。」建築師呂澤強比劃當年光景，「為了擴建，他們把屋頂升高了。又由於他們都是木藝、搭棚、打石的，所以當年的工程都由上架行工人義務幫忙，材料亦得到業界支持。」學校於1948年2月招生，第一年共有學生59人；1950年轉為日校，因地方所限，最高班級為四年級，高峰時曾收生近一百人。澳門勞校於50年代成立時，他們是融合其中數家工人子弟學校之一。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上架行會館成為「木藝工會」，過渡成純工人組織，直到今天。
在會館舉辦餐會慶祝魯班誕(1950年代)
會員證中的會員須知
後記
上架行會館前身是魯班廟，供奉的是魯班。直至今天，每年農曆六月的魯班誕（又稱師傅誕），上架行會館依舊必定舉行慶祝活動，當年的熱鬧盛況亦可從不少舊相片中一探究竟。據講，現時會館的會址在當時除了是學堂，亦是魯班誕盛宴的臨時廚房，工友們為準備賀誕總會忙個不停，大家在會館前的空地高高興興的聚首一堂，笑聲處處。在那個資源相對貧乏的年代，魯班誕盛宴的豐富、美味，成為不少人每年的期待，更是不少工友的歡樂回憶。
今天，會館前的空地變成了馬路，每日車水馬龍。會館亦因隨時代發展而漸漸褪色。當中的故事，正待有心人尋覓。歷史足跡之旅始於南灣大馬路，途經民政總署大樓、玫瑰堂、三街會館、上架行會館等地方。一路走來遇到的，其實是每個澳門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