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填海，我心有不甘，但形勢總是比人強。唯一感到有意義的是，政府的新城填海計劃的確引起不少澳門人開啟了對土地、對城市規劃、對城市生態的關注，在兩次公眾諮詢中，我們看見很多人主動提出意見，不管這些想法是介入、是離題、是熱情、是貪婪、是直覺、是精心策劃，澳門人對土地、對未來的討論從未如此熱烈過。
於是政府對「新城A區土地使用新規劃」的強推硬銷，讓人反感的不只是它推翻了之前的「新城規劃草案」，還完全不尊重曾經在諮詢過程中發表意見、參與工作的澳門市民和公務人員，令人覺得特區政府的諮詢工作都是形式，沒有實際作用，一切都是長官說了算，實際有違民主發展，幾次大規模諮詢下累積起來的，人們對土地想像的熱情，一下撲滅，也令人對接下來的B、C、D、E區規劃感到擔憂。
「新規劃」中人口增加60%，卻「維持原方案內公共開放空間的用地比例」，也即意味著人均公共開放空間用地大幅減少，隨著人口急增，社區公共設施如公園、學校、醫療設施、交通服務等配套肯定成為首要考慮，而公共文化設施實面臨二度邊緣化，於是「新規劃」公佈後，不少澳門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都暗暗擔心，新城填海A區的公共文化設施究竟在「新規劃」中有否被關注？在不同類型公共設施之間的比較下，文化設施是否一如既往地首先被開刀、排斥？可是文化界慣於小劇場式的私下呢喃，卻少有公開發聲，而且在住屋、醫療、教育等看來必須的公共設施面前，哪好意思爭它一爭？
爭得到也未必好，文化界時常提著新城區文化用地問題，是「有好過冇」的想像而已，這次「新規劃」一來便再一下重擊。地填出來，人住進去，便自然形成它的「文化」，至於蓋劇院、蓋藝術館，常常是政府由上而下的事。
不管「新規劃」是否被強行實施，新城A區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保留合理的公共文化設施用地肯定是必須的。而作為劇場工作者，我必須提出，劇場本身就是一個公共空間，城市裡如果沒有足夠具開放性的公共空間，卻只有掛起「旅遊文化」招牌的大型藝文設施，劇場／藝術的公共性便無法彰顯，只能淪化城市形象的妝點，以至政治宣導的機器。
劇場／藝術的公共性在於，它不但作為一個物理上公共空間，而且還可以透過劇場、藝術表達的內涵、形式、參與，創造／喚回城市空間中應有的公共意識。
圖為原新城規劃草案中A區的模型
官商聯手，撥地清平
回顧歷史資料，澳門的表演場地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出現，同樣與填海造地有關。
1875年(同治十四年)清平戲院啟用，是當時粵港澳地區最早的演出粵劇的場所，話說澳葡政權繼強佔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等中國人村落和氹仔、路環兩個離島後，還要進一步擴張澳城範圍，於1863年開始了第一次塡海造地工程，其後又分別於1866至1910年間，在澳門半島西岸的北灣和淺灣進行塡海工程。根據王文達先生《澳門掌故》中的記述，1871年，澳門總督蘇沙覺得澳門尙欠一所中式戲院，故將現清平直街和福隆新街一帶地段「撥送」王祿及王棣父子，並聲明必須興建戲院；所謂「撥送」，也許就是指政府批准王氏父子以私人企業注資的方式，將原本的海灘、濕地填成新的發展區域。這個澳門民間表演場地隨着城市的發展與擴張過程，以官商合作的方式誕生，而從一百多年前開始，政府已經很懂得將公有土地「撥送」大財團，以興建大型娛樂場所，為我城化一個歌舞昇平的靚妝，「清平」戲院，其名寓意深遠。一百多年前，人們對土地、公義、民主這些問題，跟當代社會自有不一樣的理解，清平戲院的出現，當時的確引起了某種「群聚效應」，酒家、妓院、各種買賣盛極一時，產業間互相帶動。我們似乎不應該將這段歷史放到今天去審視，那時人們還不會意識到程序正義、土地利用、開發的透明度問題，以及公眾諮詢缺位，長官意志決定一切的問題。然而，這種煙花之地，今時今日還是以類似的姿態出現在路氹之間，用生態破壞換取金光大道，我們也曾默默承受，共享成果，可是卻忘了問我們的下一代。
另一個與填海有關的文化設施，是距清平戲院建成一百多年後的澳門文化中心了。
這個在回歸前匆匆落成的硬體設施，於1999年3月揭幕，從它正式啟用至今15年來，澳門總算出現了一個相對專業、標準的表演場所。十幾年前，俗稱「皇朝區」的新口岸新填海區，即友誼大馬路以南宋玉生廣場一帶，有如一片只有幾棟豪宅和一個望海觀音像的荒蕪地帶，那時住在那邊的朋友會笑言自己住在一個荒島上。澳門文化中心當初就興建在這個新開發的地區裡，猶記得開幕初期，這裡公共交通工具不足，在流動電話仍未普及之時，中心內竟連一個投幣式公眾電話也沒有，所謂「中心」，其實處於邊緣；文化中心開幕初期，澳門劇場發展仍未如今天蓬勃，中心在節目製作上也不見得特別進取，多是從香港買些二手演藝節目，並在宣傳極不足夠下完結，於是也惹來藝文工作者「澳門文化，香港中心」的感嘆，再加上有關硬體造價嚴重超支、劇院天花板掉落的報道，啟用初期的澳門文化中心，其公眾形象好不到那裡去。
回歸十五年，一個文化中心
15年後的今天，澳門文化中心周遭一帶已今非昔比，在大型美式賭場、高級酒店、高級餐廳和商業中心的包圍下，常常在這邊出入的都是年青的有車階層，在這個地區，吃一個午飯套餐隨時是新橋、沙梨頭或黑沙環區的一到兩倍，可是能夠到達的公共交通工具仍然很少；在這段期間，澳門文化中心裡的節目與形象，彷彿亦漸漸樹立了一塊「精緻」的牌坊，進入劇場的不單是純粹的劇場愛好者，而是這批有車階級和他們的朋友、子女，在政府資源大量投入到官辦文化活動的同時，澳門文化中心已彷彿成了官方主導的「文化消費」實驗場。
然而，除了積極推銷高檔次藝術的文化中心外，澳門明顯缺乏一些遠離旅客區的，可讓本土居民更易地接觸文化藝術的社區文化設施，這是不是要告訴我們，文化藝術的服務對象，只能是付得起車資的人或有車階級或旅客？公共文化設施，是不是只屬於某個階層的消費場域？很明顯，這是過去政府在進行整體城市規劃時，沒有將文化藝術這一塊考慮進去的結果。
於是，回到新城A區「新規劃」的話題上，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如果，那裡真的有個「全市性的大型文化設施」在缺乏完整的文化政策底下，這個「設施」如何不重蹈文化中心覆轍？澳門社區內一直缺乏公共藝文場所，究竟在一個人口密度如此高的區塊中，應該先設置更多符合現況的社區式中小型藝文中心，還是一下子將「大型文化設施」從天而降？這個「文化設施」如何讓藝術文化融入社區當中？還是它只不過是服務於「港珠澳」發展概念下的一個官方色彩濃厚，與社區格格不入的文化場所？在一個人口密集、公共設施不足以應付人口增長的社區中，如果硬要上面興建一座大型的「文化設施」，這個設施到底為誰而建？進場的觀眾究竟是社區內的居民？還是那想像中從港珠澳大橋跨境流動人群？這樣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究竟是誰的？
「多元產業」不是巨型設施
再說，近十多年來，先後出現了多個民間劇團自行經營演出場地，並散佈在北區和新橋等地，相對鄰近華人地區而言，澳門，「就是與眾不同」，民間經營的劇場比政府經營的劇場還要多，也算是澳門的一個奇觀。不過劇團自行經營的場地當以劇團本身的運作模式、美學風格為本，與社區中的公共演出場地各自肩負不同的社會功能，不能混為一談，民間自營小劇場當然跟創作者需要有非官方、非規範化、相對自由自主的創作空間有關，但另一個逃不開的原因，是由於澳門排練及演出場地跟不上劇場發展，而至於為什麼這些小劇場不是工廠大廈就是老區當中，自然就是租金的問題。從2007年開始至今7年間，澳門小劇場空間除了原已存在的曉角實驗室、石頭公社會址外，出現了窮空間、戲劇農莊、凹凸盒子、天邊外(澳門)劇場排練室、藝穗軒草根劇場、多個劇場、足跡實驗劇場、自家劇場等，數量看似十分可觀，可是這些小劇場其實在這幾年間像遊牧民族一樣，已出現過幾次大遷徙（如石頭公社、自家劇場）甚至已經停止經營（如窮空間、凹凸盒子、多個劇場等），從地理分佈來說，原本它的範圍分佈較廣，現在只能集中在慕拉士大馬路到祐漢新村的工廈裡面，主要原因就是租金的暴漲，突然上跳三、四倍的租金，劇場團體唯有揮別剛好建立的家園。
藝術文化如果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它理應從下而上，在營養足夠的土壞裡自然開花，它不但提供「休閒」與「娛樂」，而且與人們對另類生活模式的思考、創意思維的培養與多元表達空間有關。也因此，站在原A區規劃草案中「發展多元產業用地」的構想來看，「全市性的大型文化設施」只會催生出由上而下的，單一的產業模式，因為愈大型、愈系統化的管理方式，劇場製作愈需要一種相對規範化的執行形態，創作上的多元實踐自然相對縮少，這個對於分別在工廈小劇場和文化中心演出過的劇團來說，應該相當清楚；另一方面愈大型的表演場地，愈需要大量資金、人力、技術資源的投入，一般民間團體可以負擔嗎？它如何「發展多元的產業」？
有更多公共空間，才有更多文化用地
我在網上隨便搜尋一下荷蘭園、高士德區的商舖租金，一個500到700呎的店面，每月租金就要13,000到135,000不等，然而，我們走進位處這區內盧廉若公園或塔石廣場，唱粵曲的、舞扇、耍劍、跳民族舞的，都在一個約500到700呎的空間中，自發地演練他們的藝術，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文化用地」自然形成。一個具有開放性的公共空間，讓這些人得以聚在一起，也輕易吸引到一些新的觀眾、新的參加者，但盧廉若公園、塔石廣場的戲曲與舞蹈不會吸引到祐漢公園的、新橋區的、下環街的居民到來，因為還有一個「可及性」的問題︰「這個地方可以輕易到達嗎？」只有成本夠底、人們容易接近的公共空間，藝術才有融入生活的可能，它作為生活一部份的價值才會甦醒，才有可能達致2011年那份諮詢文本中「促進新舊城區扶持互補，優化舊城區的社區環境，提昇整體生活素質」的願景。
那麼，大型的文化表演設施需要嗎？這種問題就像「現在給你們多些住屋用地好不好」一樣奇怪與偽善。現在不是沒有住屋用地，而是樓價不正常地高不可攀，人們買不起，即使買得起，居住環境裡卻欠缺應有的社區配套。澳門缺乏表演場地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缺乏讓一般居民以底成本參與、容易到達的社區藝文設施，它應該以社區人口、出行習慣、產業群聚效應等作參考有機地分佈在不同的社區中，與民間自營的個性化的小劇場空間，形成互補的、資源共享的關係。試想想，「新規劃」中A區人口增加60%，人口密度過高，人均公共空間大幅減少，居民生活空間過於擠逼，基本醫療、教育、社服設施、步行環境和綠色空間都不夠用，眼前卻是一件巨大的藝文設施，其時文化藝術對他們不過是一頭大白象，這麼近，那麼遠。
先要有更多公共空間的釋出，才會形成更多的「文化用地」，充足的公共空間與自然環境，就是最好的「文化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