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告知要寫澳門知識份子的責任，和他們該如何面對當前的處境時，我對該如何下筆茫無頭緒：知識份子在談知識份子的責任時──無論是葛蘭西也好，薩依德也好，聽起來都像個不負責任的老師大談誠實的樵夫如何得到金斧頭一樣陳腔濫調，可是當他們開始談起自己當前的處境時，格林童話立即被悲情末世觀取代。總而言之，自己老了，只能像孔子般用行舍藏。
所以很難去討論知識份子的責任及其當前的處境，比較可能有斬穫的是討論這兩者之間的動態。鑑於知識份子像霧氣般難以被精準地勾勒出輪廓來，我決定把它的定義放寬──至少放寬到能包含正在寫作的我和正在閱讀的你在內，然後我們就能立即發現，所有能思考能寫作或至少能閱讀的人都在沒命似的逃離這座城市像太陽般熾熱的核心，就是那由博彩業噴發出來的驚人生產力匯聚而成的核心。可是他們又無法逃得太遠，因為這樣就會離這個同樣是生命之源的核心太過遙遠。總之，當他們離開到一個足夠的距離──也就是說，一個他們覺得自己既不用當馬屁精也不用當殉道者，能夠只用凝視在核心裡勞碌著的云云眾生就能獲得超凡脫俗的自我感覺的距離時，他們就會停下來，像慧星一樣繞著核心在轉，並用一些虛偽的語彙如專業，客觀，批判性思考來描述自己的軌跡。
那麼，知識份子要如何自處呢？我認為可以開始著手研究自己，然後學著誠實面對自己是這個醜陋宇宙的一部份且參與在它的運作當中，然後學著懺悔，使自己在當下的秩序裡活在一個自我否定的緊繃狀態下。這樣我們即使不能推動社會的改變，至少也能夠附和這種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