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環發掘出石器時代火塘，引爆保育爭議。一時間文化界刀光劍影、唇槍舌劍，每日都讓我學到新鮮事。
局長說，文物分兩種，遺「跡」和遺「址」;時事評論人指，「發展」與「保育」其實是同一回事；社運成員跟著發言，哀嘆遺「跡」拆與不拆的背後有太多金權與人權的糾纏，要睇咗《竊聽風雲３》先會明。
小弟唸的是歷史學，不是考古，遺「跡」和遺「址」甚麼的，有看沒有懂。可是就我看來，這次的「石器風雲」（我自己命名的），其實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我們能從歷史學的角度去回答一個世紀大哉問：
「N年前嘅嘢到底關我鬼事?」
（摘自 Sulekha.com）
嗯，古跡嘛，對歷史研究是很有價值的。錯！對古跡保育最有需求的，恐怕不會是學術界。以當今的考古技術而言，要套取古跡的全部資料，包括它的位置、構造、材質等等，甚至複製出一個模型來，其實並不困難。曾有位教授半開玩笑地跟我說，已被套取了一切資料的文物古跡，其在學界的任務基本上就完結了。
至於第二種錯誤的答案，則可以用「認親認戚」四字概括：「哇！這個火塘，是我們祖先留下的，我們一定要保留。」喂，大佬呀，人地分分鐘喺路過，就算喺定居，亦唔見得一定喺我地祖先，何必急住認親戚？這種「認親認戚」的文物觀，歸根究底是一種「我地祖先比你地祖先更早有文明」的好勝心態－－埃及發現了五千年的遺跡，我們祖國就得加緊發掘出六千年的遺跡，這樣才能彰顯出我們民族的優越性呀！這種民族使命感在那些深受被殖民經驗傷害而滿懷怨恨的國家中一直大行其道，「雖然我地被西方國家船堅炮利打到兵敗如山倒，但喺幾千年前，我地威過佢地好多架！」──這種話我們不是經常掛在口邊嗎？反倒是在歐美國家，這種民族使命感早已被視為十九世紀種族主義的餘毒，而受到了激烈的批判。
那麼，古跡保育，到底意義何在呢？
我會回答說，在於延續，也在於不延續。
所謂延續，是指生活的延續。在發展一日千里、物事全非的年代，我們經常自覺被甩出發展主義的高速列車之外，因而對城市產生疏離感，覺得所熟悉的世界已被毀滅，覺得自己不再屬於這座城市，又或是覺得這座城市不再屬於自己。這時候古跡就能派上用場，重建我們的本土情感與這座城市之間的連結，修補我們的集體回憶與現代發展之間的關係。這類古跡可以是像大三巴之類的古老遺址，但四五十年的老店舖也能發揮同樣的效果。
不過，路環的石器時代遺跡顯然並無承載集體回憶的功能。就我看來，「文明的不延續」才是它的主要功能。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在英國唸書時，常在大英博物館碰到史前時代和原始部落的特展，例如美洲原住民、復活島遺址和日本的繩文時代等等。大家可能納悶，「我們為啥要知道這些？」這大概也是我在學校教上古史的時候最常遇到的問題，而我總是這樣回答學生：「要反省自己的不足，總得找別人的優點來做對照吧？那現代文明要反省自己的不足，又該找甚麼來對照呢？」在全球化的時代，能供我們反省「現代性」的非西方文化逐漸被侵蝕殆盡，我們於是日益倚賴史前人類的生命痕跡作為現代文明觀照自身的反思對象。近年來，西方學界正銳意朝這個方向進發；農耕生活真的比採集生活更「進步」嗎？遊牧生產方式是否更環保，更有助於減少社會階層的分化？其實，從孔子、馬克思到近年發表《世界史的結構》的柄谷行人，莫不從原始社會裡找到文明的另一種可能。
從文物的展示，就能瞭解到一個社會是否具有對文明的反思能力。像之前舉行過的「華麗裝飾：拿破崙宮廷藝術展」和「凱撒大帝的榮光」這類的特展，除了讓人得出「哇，拿破崙好富貴呀！」「羅馬科學好先進喎！」之外，到底能給澳門市民帶來怎樣的啟示？口裡說不要炫富、獨裁、帝國主義，土豪風格的展出卻是誠實的。
這裡並不是說，基於政治正確的緣故，有些文物是不適合拿出來展覽的。文物本身並不構成問題，構成問題的是解讀展品的perspective。例如談到鄭家大屋的重要性，大家都說要保育鄭家大屋，是因為孫中山個friend曾經住在那裡，又或是那位鄭老爺是個支持中國現代化的商人。這樣的解讀方式，是粗暴地把鄭家大屋的豐富意涵削弱成「建國大業」式的紀念碑。事實上，鄭家大屋既見證了清末大族的生活，又經歷過「七十二家房客」的歲月，從其格局的變化，想必能透視出古老澳門家庭、親族和社區結構，富人的義務與窮人的生活等等。而這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對於今日深受各種「深層次社會矛盾」困擾的澳門，恰恰是最好的「盛世危言」。
（摘自華夏經緯網）
最後，古跡刺激我們對文明回到文明「另一種可能」的想像，而這種想像又正好能讓我們再省思遺「跡」與遺「址」的分類和定位上。遺「址」作為完整的遺存，真的比「僅」是古代生活痕跡的遺「跡」，對我們來得更有價值嗎？大型建築和聚落的出現，固然標誌著文明克服大自然的勝利，但同時也是人類與地球惡鬥、社會奴役與分化的悲劇之始。就此而言，餐風露宿的史前人類與他們塗鴉過的山洞、吃剩的骨頭、用過的火塘，其實正反映了一種人類與大自然並存的智慧，而澳門恐怕沒有比此時此刻更需要這樣的智慧了。一種對澳門深具啟發性的perspective是:火塘是對大自然的一種有機「改造」，而不是人類高傲自大的「建造」。這樣的古老痕跡，與它所身處的地貌和氣候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人類在大地留下的痕跡，要如何和大地切割呢？把痕跡刮去然後遷到其他地方作「保育」，根據的完完全全是把人與土地作兩元劃分的現代邏輯。原本見證著文明另一種可能的遺跡，至此成了發展主義的戰利品。
時事評論員李展鵬評論路環遺跡時表示，保育其實也是一種「發展」。這說法非常正確，而我想，遺跡本身其實也帶出了類似的問號:「經濟發展」真的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部嗎?就此而言，遺址若見證了文明的另一種可能，則保育的過程正是對這種可能性的實踐。若局方真能邀請居民參加挖掘工作(必須承認，這實在是很棒的想法)，則這種實踐想必更為理想。
在澳門遍地賭場豪宅的時代，比起挖出一座阿房宮，挖出石器時代的小火塘其實是更大的祝福。在文章的結尾，我呼籲文化局對路環石器時代的火塘遺跡，作原址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