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25年前北京發生了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亦牽動著澳門人的心！當年，陳煒恆是廣場上唯一的澳門記者，見證了這場波瀾壯闊的民運。於二零零五年發現患上肝癌，翌年，他病中完成《不容青史盡成灰──八九民運回憶錄》，於《華僑報》副刊專欄《望松居》連載，此所選乃其中三篇。（陳煒恆：男，生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日，卒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生前為記者、自由撰稿人、環保人士。）
戒嚴下的記者
作為記者，戒嚴下的採訪，還是正常的，當然，禁制下，是無法透過正常途徑，向官方查問新聞的，所以做記者，只有把採訪對象固定在市民、學生。
這戒嚴令，當然十分愚蠢。
戒嚴令頒行幾天，實際上無法執行。政府在北京郊區組織了一場反動亂遊行，居然邀請記者去採訪，當時的港澳記者都無興趣，倒是有幾個洋記者去了，他們的認真精神，真讓人佩服，因明知這是一場宣傳活動。他們回來以後，坐在紀念碑下，和眾行家分享這奇異的採訪經歷。據說這遊行的秩序極好，呼叫的口號都是支持政府決定的，聞之我們都發笑。
戒嚴令頒佈當天，全部港澳媒體約好在北京飯店咖啡室開會，應對局勢。發起人是星島日報的老冠祥及文匯報程翔等。
當時已是二十一日的凌晨，寫好稿，我便到大堂上等候。
澳門只有我一位記者，所以我必須到場。北京飯店是記者的天下，沒有遊人，飯店也不管我們這群「違令」記者在這裡明目張膽聚會。
老冠祥是香港最早獲派到北京採訪的記者之一，資歷很深，人很溫和，不過，他講開場白時，居然還有小記者在下面開小會，講白天的見聞。到程翔講話時，便鴉雀無聲。我知道有些記者不喜歡程翔，因為去採訪時，程翔面對不作準備的香港同行很不耐煩，故而有人在背後指他「霸道」。但在此刻，不聽程翔還聽誰的？
程翔也很疲累，講話的聲音不大，眾行家都閉嘴聆聽。程翔以他的經驗和對北京的了解，建議大家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細緻的情況，不呆在中國長時間，是無法想像的。在重大危機面前，程翔依然從容，對眾生依然關懷，盡力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大家，尤其是新入行者。
每想到身陷囹圄的程翔，我便記起他這充滿人性光輝的一刻。他在行內享有盛譽，不是浪得虛名。（記憶二十九）
2006年6月刊於《華僑報》
戒嚴令下的記者
戒嚴令頒佈後，港澳記者在北京飯店咖啡室召開會議，達成了聯合行動的幾點共識，這是有史以來最齊心的一次合作。這次會議，形成了幾點內容，所有記者都搬到北京飯店居住，如發生問題，好互有照應。因為當時有為數不多的幾位記者，是住在民族飯店的。會議後，他們都搬到北京飯店來。二是記者設立了一個聯絡中心，大家有任何消息，都向中心報料，實行新聞共享。三是記者不要單獨行動，要有行家互相照應。
這是一次罕有的聯合採訪行動。香港新聞業競爭十分厲害，但這一次，面對重大的危機，大家都放下成見，攜手合作，這是情勢使然。
可惜由於局勢的緩和，這聯合採訪，只實施了一天，便告解體，各行家便拋棄這共識，回復各自為政的局面。
港澳記者這次聯合採訪成功實行，在保障記者安全的前提下，突破新聞封鎖，作出了可貴的嘗試，是中國新聞史上一次不可忽略的事件。
戒嚴令中有一招十分嚴厲，就是港澳台記者要採訪，須獲北京市批准，這等於切斷了海外記者向官方求證的渠道。
不過，在戒嚴令發佈前七天，鑒於天安門廣場環境愈來愈惡劣，呆在那兒的外地學生缺衣少食，我和天天日報的記者梁淑英商量，決定去中國紅十字總會了解一下情況，我們知道，香港有部分捐款是交給紅十字總會的。
紅十字總會在東城區的一道胡同內，社會福利部部長劉部長一聽說港澳記者，立即接待。他首先澄清紅十字總會沒有被軍管，並介紹了接受捐款與使用情況。他說紅十字總會有八、九十名工作人員，幾乎全都投入廣場救助工作。這次有限度的「冒險」採訪，十分成功。其實相關部門也十分樂意向公眾解釋相關情況，只是戒嚴令實在令人討厭。（記憶三十）
2006年刊於《華僑報》
不容青史盡成灰
去年「六四」紀念日，我呆在醫院，檢查出患上肝癌。今年六月四日下午，朋友打來電話，問我去不去噴水池參加紀念活動。我考慮了一下，只好放棄，一方面我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我要儘快完成八九民運回憶錄。
採訪八九民運，是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重要事件，我立下決心，要完成一部回憶錄，記下一個澳門人眼中的八九民運。
我是八九民運中千千萬萬個見證者之一。
曾有朋友問我：如果你知道有「六四」那一天的事情，你會不會離京？我答曰：絕不會離去。這是記者的職責。只是我離開時，根本無法預見情況如何演變。
感謝朋友姬絲汀．李，她知道我要動筆寫回憶錄，特別去八角亭圖書館替我影印了當時我寫的報道，讓我參考。雖然我手上也保留了大批報章，但已經無力去搬弄找尋出來。沒有她的幫助，我無法較完整地完成這部回憶錄。在此我向她致以深深的謝意。
撰述這回憶錄，令我的情緒不斷產生很大的波動，深藏在記憶深處的往事，一幕幕重現，我不時輟停下來，待心情稍為平伏時再往下寫。有時寫不下去，盯著當年用過的筆記本發呆。只好找別的事情做，比如修補一下舊書，來作心理過渡。
這樣，一寫便寫了二十多天。
寫回憶錄的後半部的時候，我不斷進出醫院，有部分是在醫院完成的。我一邊做肝動脈化療，一邊撰寫。這是我往生前要完成的最重要工作。我有直覺，我可以寫完這回憶錄。八九民運，是改變了我人生軌跡的事件，見證它的點點滴滴，只讓我更加嚮往民主政治，堅信中國終會有一天能建立民主政治，人民得享真正的民主自由，唾棄專制與暴政。
記憶是一種力量。不容青史盡成灰，是我的責任。（記憶之五十．完）
2006年7月20日刊於《華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