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法》由1990年8月頒佈至今，已接近23年，原文本中訂定要設立的「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因業界擔心官方色彩甚濃，因此多年來一直未達成共識。在2010年特區政府重新啟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修訂時，在一片業界和公眾的爭議聲中，當局最終決定在更新的諮詢文本中，刪去設立「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官方規定，改為由業界自行商討，此舉被視為業界反對官方以組織層面拑制新聞自由的一個里程。
三年貶眼過去，新聞局再重提《出版法》修訂，今次甚至打正旗號「只刪不增」，以為可以對傳媒工作者大派「定心丸」。可是看真一點，才發現只刪不增是真的，問題是刪除了的更多是原文本中對傳媒工作者的保障，包括刪去「初犯」和「以罰金代替入獄」的條款；但同時，卻保留刑罰在現存《刑法典》的基礎上加重三分一刑期的條例；另一方面，部分條文雖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卻原來已默默地「更改了包裝和樣式」，當局解釋是與時並進的行文修飾，我們且不爭論這個。
文本中另一個重點爭論的「戰場」，就是對於澳門開埠以來都含糊不清的「機密」定義，澳門既沒有釐定機密文件的《保密法》，也沒有像鄰近地區乃至西方國家的《公開資料守則》或《資訊自由法》，一般傳媒向政府機關查詢一些應該視為公開的資料時，已遇到重重障礙，更何況，「機密」一詞在文本中一直沒有清晰介定。不過，一旦媒體或記者涉嫌取得甚至報道相關的「疑似機密」或「疑似國家機密」，卻分分鐘同時觸犯了《國安法》仍懵然不知，這動輒可以坐監十年八載，不是開玩笑的事！
其中一個最惡劣但也很可能發生的局面就是，根據現行《出版法》修訂文本的條例，如果一個資歷不深的記者，無意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國家機密」而且作出了報道，他可能已觸犯《國安法》有關「竊取國家機密」及「公開國家機密」兩項罪名，相關刑罰是二至八年徒刑，如果再套用在《出版法》，即會在現有的最高八年加八年的徒刑上再增加三分一刑期，即總共二十六年以上徒刑，且因為沒有「初犯」和「以罰金代替」的豁免法則，這位新進記者，有可能大好前途就要斷送在監獄當中了。
雖然新聞局一再重申，《出版法》針對的是所有人，不是只針對記者，但其實眼看新聞局舉辦的五場公開諮詢中，四場都是面向傳媒業界，已可見到底《出版法》有沒有針對性。如果說駕駛法例，不是針對職業司機，因為所有人都可能會開車，那就真的在侮辱使用率最高、干犯風險最高的職業司機了。
當局一再強調要更好保護新聞從業員，但前線記者對於那份「保護」卻「受寵太驚」。情況猶如爸爸一方面說要更好保護孩子，卻先沒有清楚告訴孩子，房間哪些是電插頭，哪裡不是，其次又沒有提供給孩子一個膠手套，以防一旦誤觸電插時可以避免受傷，卻，當孩子真的觸電受了傷之後，爸爸更要仗打孩子多一點…… 這樣的父母，這樣的保護，似乎我們未能理解，也恐怕「無福消受」。
不過話說到底，最心痛的還是公眾對《出版法》修訂的不聞不問、冷眼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不少市民，甚至包括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經常將傳媒和「狗仔隊」一概而論，將記者視定洪水猛獸，認為記者動不動就會偷拍、翻人垃圾箱以及誣蔑陷害忠良的一群，因此即使當《出版法》對媒體組織乃至記者個人進一步收緊言論和新聞自由時，有不少人會表示讚好，恨不得傳媒個個規行矩步就能天下太平。現實是大家可能看得太多八卦雜誌，或忘記了真正的傳媒到底在為誰冒險為誰亡？如果不是為了公眾利益？如果不是為了揭示更多社會不公？如果不是為了捍衛公眾知情權？這個社會再也不用有記者。
還記得年前轟動一時的「十墓地」事件嗎？要不是有人冒著洩露「機密」的危險披露內部文件，公眾又如何得知當局墓地批給牽涉如斯大的利益漏洞？假設《出版法》今日削弱記者保障的條款，卻保留加重的罰則，又容許不清晰地限制記者接觸資訊的來源時，很快，小城就「天下太平」了，因為，再沒有條件，再沒有空間，再沒有信心，可以讓記者繼續為公眾的知情權戰鬥下去。
《出版法》修訂諮詢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