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街上常常聽到有些行人會說：「盲既做乜唔番屋企？喺條街度街阻住晒」；或遇到行經某一段行人道時，有人會讓出「整條」行人道，好像我們很難通過；或甚至見我們經過要即時「彈開」，這就是目前社會存在對我們「兩極化」的看法。
「或許我們在設施或配套上的需要，同其他人不一樣，但我由衷地希望，我們可以達至跟其他人差不多」梁嘉俊在介紹時自己如是說。
一九八八出世的梁嘉俊，去年於澳門聖約瑟大學畢業，為該校首位失明畢業生，主修心理學。目前他是該校心理輔導與治療學系碩士課程二年級學生，正在為其畢業論文而努力中。他日間在一間盲人中心從事活動協調及輔導工作，晚間則到大學上課。
小時候常抱怨，怕麻煩別人，怕「認低威」
一出生，嘉俊已被醫生診斷患了嚴重的，但仍然可以分辦到顏色，須移植眼角膜才有機會復明。可惜，即使來往香港、內地或本澳，經歷了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眼角膜手術，移植後最終仍出現排斥，結果嘉俊自五、六歲起便完全失明。
嘉俊回想起：「記憶中，在最後一次手術後，我在一直留在家中，眼睛綁著紗布，成日問為何家裡沒有開燈；當爸爸媽媽告訴我，不用再去醫院覆診時，我心裡也沒有特別感受。因為無地方去，只能在家中靜待弟妹放學，或等候表兄弟姐妹放假時才能一齊玩耍，這種等待比較難受。」
整整一年時間，嘉俊都在等待中渡過，他當時心裡常在納悶，大家都可以上學，唯獨自己沒有學校取錄，同時擔心將來也一直不能上學。
直至明愛開辦小組，專門教授失明人士識字、學習生活技能；嘉俊於是加入了這個小組。一九九七年，明愛認為這小組形式的教學不能持久，故建議他融入正常教育。
面對終身的缺憾，難免會怨天尤人。嘉俊表示在中小學時期，這種情緒比較強烈。當時，由於依賴家人口諗課本，才可以了解書本內容，故常常要請求家人或朋友為自己唸書；有感請求別人幫忙「好低威」；另一方面，聽到朋友可以在戶外打球活動，所以常會因為失明而嫌棄自己。
嘉俊的大學畢業禮
頑固、反叛！走自己的路、創屬於自己的故事
「幸好後來有融合教育這個計劃，否則我根本無法從教青局接到我的畢業證書；當時，班裏共有三位失明學生，一位完成了中學，另一位只讀到小學；或許我比較野蠻、頑固、反叛，所以我繼續了學業。」
以往失明人士較多著重學一門手藝，例如學調音或學按摩，但從香港一些失明朋友的經驗，又從老師口中得知，失明人士也可以讀大學的！「所以我反問自己為何做不到，自己始終想試下。」
「試問有哪一種職業可以保證你做到六十歲呢？但通過上課學習，如電腦、英文知識等，可以滿足不少工作的需求；至於選了心理輔導與治療的碩士課程，是因為自己感興趣，也可以鼓勵他人。但我不會刻意將自己營造成別人的榜樣，每個人應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要行的路，」嘉俊說。
二人都稱彼此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俊傑常跟嘉俊結伴到處去
幸運與否？視乎觀點與角度
上大學對於四肢健全的人來講或許會容易，但對於失明的嘉俊，可以上大學又是否算得上幸運呢？「是否幸運呢？可能吧！視乎觀點與角度，都算幸運吧！若幸運跟努力的比較，則6：4吧。」
「有些人覺得我們可憐，認為我們極需要被照顧及同情……很少見到家長會同他們的小朋友解釋，或去認識失明人士其實是怎樣一回事；他們大部分要不同情我，要不彈開避我。目前社會有一種現象：一些宣傳廣告常強調了身體有障礙的人士，都會有某項過人的才能，然而這種宣傳，其實並沒有使其他人真正認識失明人士，或接受我們。」
未來藍圖？未必順利！
被問及對未來的藍圖？嘉俊直言就業以及建立屬於自己的空間都有難度，這條路未必會順利。
他表示雖然目前工作穩定，但要是在不可逆轉的情況下被迫轉工，則未必能如其他四肢健全的人士那樣，順利找到一份新工作。對很多身體有障礙的人士來說，考政府職位更遙不可及，因為即使政府在招考人員，都不會考慮到身體有障礙人士的特別需要。
政府或社會較著重保障身體有障礙人士的基本需要，如提供資源讓他們學一門手藝或完成小學教育，卻不會投放資源，讓他們進一步完成中學；起碼至今都未見到政府有政策協助失明人士就業。
另外，即使政府的公屋政策對殘障人士有優先考慮，但在申請經屋後幾時可以上樓呢？即使上得樓其環境又是否適合失明人士居住呢？嘉俊抱有疑問。
努力做理想的自己！
究竟嘉俊心目中理想的自己係怎樣的一個人呢？「很難答啵！我常用的一句說話就是：『機會留比有準備的人』，時時保持對事物的好奇，接觸新事物！每日都遇到新事物，每個人都有不同潛能，太容易滿足是步向差的開始；不認為自己已做了甚麼『勁嘢』，都係咁！」
當被要求對自己打分時，以十分為滿分，嘉俊說目前的自己，只達到理想中的嘉俊六分，還需繼續努力。「但總之開心多過唔開心，或7：3或8：2吧！」。
